富源赵氏—大美金田原       

赵姓的逸闻佚事

发表时间:2021-01-28 14:20

一、春秋战国时期

1带入晋   子孙显贵

带去周入晋带来了赵姓显贵,赵姓成为晋国的公卿重臣。

自周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战败于千亩,至周宣王四十五年逝世,其间六年,周王朝国势衰退。周宣王晚年更是疑神疑鬼,无辜诛杀大臣杜伯,引起大臣们的惊恐和混乱,全凭叔带从中周旋,方使朝纲得以维持。周宣王死后,太子官涅继位,就是周幽王。幽王即位时,周王朝已危机四伏,他又是一个有名的昏庸暴君,上台后就起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执政,排斥正直的大臣,在千亩战中有救驾之功的叔带也遭其陷害,被逼逃到晋国。故郑樵《通志》云:"幽王无道,去周如晋。"

叔带"去周如晋"后,晋文侯早就慕其才,于是马上任其为国卿。叔带在晋站稳脚跟,"始建赵氏于晋"。叔带下传四世至公明。公明生二子,长子名共孟,次子为赵夙。赵夙事晋献公。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赵夙受命率领晋军伐霍、魏、耿三国,有功,"晋献公赐赵夙耿"。赵氏仍居于耿。耿,春秋时小国,于公元前661年被赵夙率晋军所灭,故址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南岸。

赵夙之子赵衰,字成季,与晋献公诸公子均有来往。赵夙得知,于是严戒赵衰,要其慎行,不可与晋诸公子同好;因为,献公春秋已暮,晋渚公子为争夺王位而勾心斗角,应择一公子而事之,助其登基,方可光宗耀祖。赵衰谨遵父命,于是求卜事者问卦,“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

重耳即日后成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因骊姬之乱,被迫逃亡到翟国。其时,赵衰已成家,有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子。赵衰于是令三子隐居乡下,自己轻骑快马跟随重耳出逃。在翟国居12年,并助翟国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是时,重耳已是近六旬的老人,得美女乐而忘归。赵衰于是用激将法,将重耳激出翟国,来到齐国,以便借助齐国的力量使重耳夺回晋国王位。

重耳去齐国途中,经五鹿(今河南濮阳县东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时缺食,见道旁田中有一老农在耕种,赵衰令随从-上前讨点食物充饥。这位老农不发一语,用双手捧起一把泥土送到重耳面前。重耳十分气愤,正准备挥马鞭抽打老农,被身旁的赵衰和狐偃制止,并说:"土是国家的象征,有土即有国,这是上天赐给你将有国家的好兆头。"重耳于丧气之中闻此语,心情为之一振,于是翻身下马,双手从老农手中捧过泥土,交与赵衰保管。几年后,赵衰利用秦国与晋国的矛盾,使重耳在外流亡共19年后,回国当上了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赵衰因护驾十九年而得赐原,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原,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文王之子,故址在今山西沁水,后东迁于今河南济源。

晋文公逝,晋襄公继。襄公在位六年逝,同年赵衰因病而卒。赵衰卒前两年,其子赵盾已代其任国政,"为晋正卿"。赵盾主宰朝政二年后,晋襄公卒(公元前621年),其太子夷皋还是一个抱在怀中的小孩,大臣们恐怕年幼无知的君主主持不了国家大事,赵盾也认为国家正处多事之秋,于是"欲立襄公弟雍"。襄公夫人穆嬴得知此事后,于是天天抱着太子夷皋在朝廷上哭啼;散朝后,她又抱着太子到赵盾家向他叩头说:"君主临终将儿子咐托给你,说此儿成才或不成才,就看你对他的教育怎样?今天你却放弃自己的责任,岂不辜负了先君对你的信赖吗?"加之襄公弟雍当时居在秦国,迎立者还未归。赵盾考虑"国不可一日无君",担心事久生变,遂决计立太子夷皋,是为晋灵公。灵公既立,晋国大事全由赵盾一人主执,独揽朝政。赵盾是一个比较注重法制的人,独揽朝政十年,将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晋灵公十年,灵公已成年,但是很不成才,他常坐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以观赏人们惊恐地躲避形态以作乐。一次,灵公的厨师因烹煮熊掌不熟,就被其杀掉,用草席裹尸,让一宫人拖过朝廷。此事正巧被赵盾撞见,于是毫不留情面地当众进谏,言辞激烈。迫于赵盾独揽朝政的地位,一向肆无忌惮的晋灵公不得不当众承认自己的过错,表示接纳谏言;但其心中甚为不满,暗藏杀机。不久,晋灵公指派武士徂麂去刺杀赵盾,徂麂一早去行刺,见赵盾的卧室门已开着,赵盾正穿着朝服正襟危坐地等待天明上朝。由于起得太早,坐在那里打一会瞌睡。钽麂见状,感叹地说:"对君主不忘恭敬,是替民众办事的好人,杀害他就是不忠于民,不杀他又违抗了君主的命令。这样进退两难,还不如死了好"。说罢,就一头向庭院中的槐树碰去,脑浆进裂而死。

晋灵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假装请赵盾赴宴,在殿堂里暗藏武士杀害赵盾。陪同赵盾去的卫士提弥明觉察这一阴谋,赶忙登上朝堂对赵盾喊道:"臣下陪同君主饮酒,超过三杯就不合礼节了!"说罢,就把赵盾扶下堂来。赵盾会意,随其急步下堂。灵公立即放出恶狗去咬赵盾,提弥明把恶狗摔死。这时,埋伏在宫殿里的武士出来围杀赵盾,提弥明战死。只因围杀赵盾的武士中出了一个倒戈者,才保护赵盾脱险。这位反戈救赵盾的武士,原来是赵盾曾在首山(即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东南)地方打猎时,所救的一个快饿死的人。当时,赵盾在一棵浓荫的桑树下休息,见一人躺倒在路旁,于是问他生了什么病?回答说已三天没有吃东西了。赵盾于是给他大馒一个,该人仅吃一半,留一半。问其缘故,方知其家中还有老母,也有三日未进食。赵盾“素仁爱人”,于是送了他一些食物和肉,并给他一百枚钱。此人后来作了灵公的卫士,所以在赵盾生死关头,能挺身而出解救赵盾。此人名叫灵辄,为晋国**侠士。灵公处心积虑谋杀赵盾,赵盾在国内无法容身,准备逃往国外,未逃出国境,他的族弟赵穿将昏庸的灵公杀死在桃园,立襄公弟黑臀为君,是为成公。赵盾复返,仍任国政。

赵盾父子,一个助晋文公创霸业,一个独揽晋国朝政十几年,赵姓成为晋国公卿,宗族由此而显贵。

2、赵盾执政   蒙冤史册

赵盾,毕氏。赵衰妻叔隗所生,即赵宣子,谥号宣孟,亦称赵孟。春秋时晋国执政。赵衰谢世前两年,赵衰子赵盾(赵宣子)已接任国政,为“晋正卿”,后建立了赵国。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任中军元帅,独揽朝政十多年。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避灵公杀害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死灵公。他回来拥立晋成公继续执政。生年在重耳至狄之初的前653年左右。卒年约在鲁宣公八年(前 601年)至鲁宣公十年之间。《史记》云:“晋景时赵盾卒”,《左传》鲁宣公六年,晋赵盾侵陈,可见此时在世。《左传》宣公八年载:“隙缺为政,废胥克,使赵朔(盾子)佐下军”,由此知其约卒于鲁宣公八年,享年约50多岁。赵盾生在狄国,童年及少年时代也是在狄地度过的。僖公十六年(前644年),在赵盾不满10岁的时候,赵衰随重耳离狄,踏上了充满险阻艰难的流亡旅途,客居异乡的叔隗母子也饱尝了离别后的寂寥、凄清和惆怅索莫的愁苦。直到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在赵衰原妻赵姬(晋文公女)一再恳求下,叔隗母子才回到晋国。这时赵盾已是年及弱冠的聪颖傅达的青年了。不恃宠固位的赵姬深明大义,又固请于公,以赵盾为嫡子,“而使三子下之”。其贤如是,实属难能可贵。典籍中,叔隗虽无过多的记载,也一定贤淑可风,教子有方,自是不言而喻。赵姬明义,叔隗贤惠,赵衰温厚,在这种家庭环境的薰陶下,使赵盾知书达礼,温文尔雅。而早年在狄地的阅历,又使他养成了强悍劲直,豁达大度的性情,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品质在赵盾身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他执政后得到充分的体现。晋襄公六年(前622年),赵衰卒。由于赵氏家臣阳处父鼎力相助,赵盾取狐射放(贾季)而代之,将中军,执晋国政,时年30岁左右。赵盾初执国政,便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表现出**的政治才能和胆识。他“制事典,正法罪”,补充和完善原有的法律条文,使赏罚量刑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可循;“辟狱刑,董逋逃”,昭雪沉冤积案,监督揖拿逃犯,稳定社会秩序;他还“续常职,出滞淹”,选贤任能,赋职任事,罢免那些庸才和政绩平平的官吏。并将所制定的“事典”授予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在晋国颁布执行,“以为常法”。这对于晋国政局的稳定,对于法家思想在三晋的孕育产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赵盾是个十分活跃,在当时各国有较高名望的政治活动家,有一定的政绩可称。灵公元年(前621年),晋君尚动,赵盾代表晋君与齐、宋、卫、郑、曹、许君盟于扈,为大夫主盟之始。灵公二年,会诸侯大夫盟于衡雍。灵公六年,秦以令狐(今山西临猗西)之役伐晋,赵盾将中军御之。灵公八年,赵盾以诸侯之八百乘纳捷甾于邾。灵公十三年,楚庄王及郑入侵陈遂侵宋,赵盾率军救陈、宋,会于斐林。十数年间,他主盟征战,功绩**。然而,赵盾主晋国政初,晋襄公尚能败秦师于崤(今河南洛宁县北),再败秦师,取秦地汪及彭衙,使“秦终为晋弱……遂霸西戎”,不敢向东发展。南方楚国北进的步伐也受到遏止。及至鲁宣公元年(前608年),楚郑合兵侵陈、宋,与晋争霸,晋却屡败于楚;宣公十一年,楚人陈,次年围郑,大败晋师于必;宣公十四年,楚人围宋,晋弗能救,楚庄霸业告成。从此,“晋辟楚”,晋文公霸业就此告终。这个责任究竟谁负,无疑,执晋国政的赵盾难脱干系。赵氏专权,晋政权不能统一,终于使晋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愿望落空。但灵公荒淫无道,大兴土木,晋国力日衰,政局不稳,当是主要原因。“灵公侈,宣子骤谏而不入,遂不竟于楚。”确实有一定道理。贾季说赵盾为“夏日之日”,盛夏酷日确实令人生畏。然而,赵盾却不是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他严厉、峻急,却又宽宏、忠厚。宣子代成季任国政二年,晋襄公卒,赵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周,他“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赵盾认为,“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可见,赵盾立雍完全是为了晋国大局着想,但由于贾季的反对,特别是夷皋母穆赢“啼于朝”,大闹公堂,逼赵盾立夷皋为君时,赵盾竟动了恻隐之心,改变了纳公子雍的决定,背先蔑以御秦师,败秦师于令狐。太子夷皋继位,是为灵公,终于酿成尔后晋国霸势日衰,“不竞于楚”的结局。赵盾不仅怜悯同情弱者,对自己的政敌也往往能以礼相待。一次,赵盾到绛都(今山西翼城),途中见桑荫饿人,当赵盾知道他是“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时,深受感动,“益与之饭肉”。后来,灵公欲杀赵盾,正是这位武士感恩图报,救了赵盾一命。贾季怨阳处父,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派家臣续简伯杀阳处父。十一月,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其妻却留在晋国,赵盾非但没有株连贾季的妻子,还派臾骈送她到狄国,同丈夫相会。《左传》鲁文公六年,杜预注:“空子以贾季中军之佐,同官故。”以同官而不杀贾季及妻,足见赵盾是个虚怀若谷,笃定礼教的仁义之士。赵盾性情劲直,疾恶如仇。灵公继位十四年,愈发骄奢淫逸,晋国民怨沸腾。赵盾犯颜骤谏,灵公惧,派且霓杀赵盾。却见赵盾凌晨“盛服将朝”,“坐而假寐”。且霓被赵盾忠公亲国的精神所感动,不忍杀死赵盾,又不愿弃君之命,遂触槐而死。成为春秋时期上大夫阶层忠于国事的一段佳话。这年九月,灵公同赵盾饮酒,伏甲土于宫庭四周,欲杀赵盾。由于右提弥明以死相救,赵盾逃出晋都。随后,赵穿杀灵公子桃园。宣子未出晋境而归,拥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成公。关于灵公与赵盾间冲突的原因,今人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是赵氏专权,而“灵公长,思收政权”所致,并进而得出结论,灵公被杀,明是赵盾与赵穿的“预定阴谋”。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赵氏专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灵公之“侈”,典籍也有确凿的记载,赵盾力谏失君之道的灵公,招来杀身之祸也在情理之中。灵公被杀时,赵盾逃奔在外,岂能预谋弑君?至于太史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明是对赵盾的不公,连孔子也为赵盾惋惜,“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晋景公三年(前597年),司寇屠岸贾欲诛赵氏家族,曾说;“盾虽不知,犹为贼首。”可见,赵盾确实不知道弑君一事。自“骊姬之乱”后,晋无公族。成公继位,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使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普公室之弱,自此方始。鲁宣公八年(前 601年),赵盾卒。四年后,赵氏遭“下宫之难”,元气大伤。但赵盾所开的异姓卿族代晋同姓家族为公族的先河却不可遏止。尔后,六卿益强,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成为孕育法家文化的摇篮。使春秋时期的晋国在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遥遥欲先于其它国家,赵盾的一生基本上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赵盾子赵朔。

3设计诈降   智骗秦人

《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14年晋人“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即孥,指妻儿)于晋,使夜逸(即逃跑)”的事情;《史记》两处记载了晋执政赵盾等人“佯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的诈降计。《列国志》第四十八回据史载生动地描述了晋人实施这一诈降计的具体过程。

赵盾欲招回降秦的晋人士会,决定以诈降计让寿余打入秦国,暗中行事。计谋商定后,赵盾这天奏知晋灵公说:“秦人屡次侵晋,宜令河东诸邑宰,各组成团练甲伍,结寨于黄河岸口,轮番戍守。”赵盾还提议如戍守失利,就削夺邑宰的封地,并提出让魏邑首先带头戍守。灵公同意了赵盾的御秦办法,即召来魏邑之宰寿余,交代他组织团练,准备戍边。寿余对灵公说:“臣从未知军旅之事。况河上(指黄河之界)绵延百余里,处处可济,暴露军士,守之无益。”赵盾在旁大怒道:“小臣何敢挠吾大计?限汝三日内,取军籍呈报!若再抗违,当正军法!’’寿余含怒回家,他向家人说明难以遵命戍守的情况,吩咐人收拾车马,准备投奔秦国。当天晚上,他闷闷不乐,索酒痛饮,因为饭食不干净,借故将厨师鞭打百余,扬言欲杀之。厨师瞅机会逃掉,至赵盾之府告发了寿余欲叛晋投秦之事,赵盾遂派韩厥率兵去抓捕寿余全家,韩厥故意放走寿余,将其妻子儿女全部擒获,关进狱中。寿余则连夜逃至秦国,向秦康公诉说了赵盾对他的迫害,秦康公遂将寿余留在了秦国。

寿余诈降计的实施,是晋人欺骗秦人的一出双簧剧。在剧目中,寿余扮演受逼迫含怨难申的叛逃者,赵盾、韩厥,乃至灵公则充当迫害和抓捕叛逃者的角色。双方按预定的计划配合默契,把剧目表演给他们以外的人们看,并想借观看者传达给秦国,向秦国送去寿余立场已经转变,与晋国互相憎恶的信息。

晋人的这一双簧剧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只有在寿余开始了叛逃行为,并且这一行动被赵盾获悉后,晋国才能去抓捕寿余,但按剧目要求,寿余的叛逃必须是背着赵盾秘密进行,使赵盾难以知道。根据这一矛盾的要求,剧目中特意安排了寿余酒后鞭打厨师,厨师含怒向赵盾告发寿余叛逃之密的情节。厨师看来是一个不知剧情的人物,为了让他解决剧目中的一个难题,寿余巧妙地利用其求生欲望和报复心理,刺激他告密于赵盾,这样就使剧目的表演合乎情理。告密情节的安排是把旁观者引入剧中,诱迫他完成剧中角色难以安排的情节,给“观众”增强剧目的真实感。鞭打厨师是双簧计中的计中之计,它使该双簧计体现出了极深的韬略。

第二,韩厥带兵去抓捕准备叛逃的寿余全家,如果这里真的将其全家抓获,后面的诈降就难以实施;但如果漏掉寿余之外的人物,就会给诈降计的完满实施带来麻烦,因而剧目安排韩厥只抓获寿余的妻子儿女,而有意放走寿余本人。剧目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这一抓捕结果,而在于这一抓捕结果的实现要表演得合乎情理、天衣无缝,不把任何疵漏留给“观众”。通过这一高难度的双簧表演,晋人要抓捕扣留寿余的家小,以此作为对寿余的“迫害”,且免除后面用计的麻烦,同时又放走寿余本人,让这一“受害者”赴秦国用计。捕家小而放其本人,是该计具有难点的一个高明之处。

《列国志》据有关史载而演绎出的这一晋人诈秦的双簧计,含有对《三国演义》中“周瑜罚黄盖”一事的借鉴和发挥。

4、赵氏孤儿   逢凶化吉

自造父受姓,始有赵氏,继奄父助周宣王中兴、赵衰助晋文公创霸业、赵盾独揽晋国朝政扑十几年,赵姓已繁衍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显贵大族。正当赵姓长足发展之际,突然飞来了一场灭族大祸,在这场家族浩劫之中,赵姓家族成员全部被害,仅留下一个遗腹子。这个遗腹子生下后,又遭到奸人的搜寻与追杀。如果这个遗腹子被杀,赵姓必将从此而绝宗。赵姓族史上所经历的这场家族存亡的生死之关,是中华姓氏史上空前绝后的。

晋景公(公元前599-581年)时,赵盾病逝,谥为宣孟,其爵位和封邑由儿子赵朔继承。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国大将率军救郑国,“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史记·赵世家》)。赵朔与成公姊结婚后,夫人当年即有孕在身,未及分娩,赵氏族即遭奸人诛杀。

传说,早在赵盾独揽晋国朝政之时,其先人"去周如晋"的叔带就曾托梦给赵盾。赵盾"梦见叔带持婴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赵盾找占卜者说:“这是一个大凶的梦兆,恶梦的凶兆不发生在你身上,就会发生在你儿子身上。梦中所见先人甚悲之后,复笑,并歌,说明赵姓家族绝处逢生,天意不绝赵姓。”赵盾逝世后,原晋灵公身旁的宠臣屠岸贾即谋划诛灭赵氏。晋景公三年,屠岸贾任晋司寇,掌管全国刑狱、纠察之事。赵盾在世时,屠氏畏于赵盾的声望,不敢贸然兴乱。赵盾死后不久,屠氏即以追查弑杀晋灵公之事为由,欲杀赵氏。晋军元帅韩厥出面为赵氏说话,认为晋灵公被杀时,赵盾已逃亡到晋国边境,先君晋成公时以为无罪,故未追究,说明赵盾无罪。屠氏则说,史书都记上了“赵盾弑其君”,赵盾自然有罪。

韩厥见屠岸贾决意要消灭赵氏,于是暗中告知赵朔,要其率族逃难。赵朔得报后,却不肯逃跑,并告之其父赵盾之恶梦,并说:“此乃天意,我如避难,后人难脱。天意终将不会绝赵氏。”于是托韩厥保护夫人腹中的遗腹子。晋军元帅韩厥当即对天发誓,一定保护赵朔的遗腹之子。

韩厥如此为赵氏尽心尽力,实乃衷心感激赵盾的提携之恩。赵盾在世独揽晋国朝政之时,晋国与秦国在河曲打了一次大战,史称河曲之战。是战,赵盾亲任晋军元帅,并推荐韩厥任中军司马,负责军法之事。赵盾早就看中了韩厥的人品与才华。韩厥担任军队的军法官后,在河曲之战中,赵盾又故意考验他,故意派自己驾车的车御驱战车扰乱军队的行列,韩厥毫不留情地按军法论处,把元帅的车御给斩了。于是全军将士议论纷纷,说韩厥这样太对不起赵盾元帅了,打狗还要看主,何况杀一个车御。大家都认为韩厥决无好结果,元帅早上提升你的官职,晚上就宰了元帅的近臣亲信,元帅还会放过你吗?然而,事情的结果大大出于众人的预料。赵盾不仅没有责备韩厥,反而将其请进元帅府,给以盛情款待,并对韩厥说:“古人云:举贤任能。特别是军事绝不能任人唯亲。我在君主面前推荐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又怕你担当不起;要是推荐的人不称职,我又怎么能向君主交待呢?所以我考验了你一次,你经受住了考验,今后事事照着这样办,将来就可接我的班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韩厥果然不负所望,当了二十多年的军司马,又升任军将,干了十多年,最后作了七年元帅。

司寇屠岸贾凭借自己手中所掌的生杀大权,串通昔日晋灵公身旁的佞臣奸吏,“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之妻成公姊,怀着赵朔的遗腹子由赵朔的门人杵臼、程婴藏于家中。不久,朔妻生一子,门人杵臼、程婴大喜,认为这是天意不绝赵姓之裔。谁知屠岸贾竟探得了赵朔有遗腹子出世的消息,于是率兵搜杵臼、程婴二家。赵朔夫人将婴儿放置于妇人的长袖之中,心中暗自祷告说:“如果天意要绝赵氏宗族,你就去哭吧;如果天意不绝赵氏之裔,你就应该不出一声。”婴儿果真停止哭泣,安躺于夫人的长袖之中,因而末被屠岸贾搜出。

搜兵撤走后,程婴对杵臼说:“今日屠氏搜不出赵氏孤儿,今后必定还会复来,小孩终将难以脱避灭身之祸,赵氏终有断裔的危险。”两人于是商议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由杵臼找了一个穷人的弃婴,用赵氏的锦袍包着放在山中一个洞中,自己在婴儿旁做出精心哺育之状。这时,程婴则去对屠岸贾说:“我这个人不是办大事的人,赵氏托孤于我,我自感不能挑起这付重担,如果你赐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你赵氏孤儿所藏之处。”屠氏大喜,马上赏程婴千金,程婴也就装着奸佞小人一样,带屠氏等人找到了杵臼躲藏的山洞。杵臼见程婴将屠氏等人带到,于是显出无比义愤的样子,大骂程婴为贪财小人,并抱婴儿大哭,与婴儿同死于乱刀之下。

由此之后,程婴遭到正直之人的唾弃与斥责,程婴忍辱负重,不忘扶赵氏之责。程婴的难处与实情,韩厥一清二楚。一日,韩厥避开众人耳目,将程婴与赵氏孤儿接于元帅大府之中。又为了安全起见,将程婴与赵氏孤儿送于一隐蔽之山洞,等待时机,兴赵氏之基。

程婴带着赵氏孤儿在山洞中住了十五年,晋景公忽患大疾,久医不愈,于是请卜者卜之。韩厥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串通卜者。卜者原与赵朔为旧友,也有意为之,于是在景公面前卜了一卦,曰“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意思是说,大业在晋的后裔因冤狱未申,其阴魂不散,致使景公患疾;只要为受辱的鬼魂申了冤,其病就不治而愈。大业与大禹治水有功,其后有秦赵两姓,在晋国只有赵姓,卜者的意思非常明白,即要复赵姓的采邑与爵位。晋景公于是向韩厥打听赵姓是否还有后人。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晋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氏孤儿,将孤儿接来藏匿宫中,并择吉日,借韩厥兵权之力拜赵氏孤儿与程婴为将,率大军攻杀屠岸贾,灭屠氏宗族。赵氏孤儿名曰武。晋景公复赵武赵氏田邑如故。

待赵武成家出嗣后,赵氏宗族复兴有望,程婴乃辞去大夫爵号,并对赵武说:“今日你已成人,复故位,我也应下地去告慰你父亲赵朔和杵臼君,以让他们早日瞑目于黄泉。”赵武听了,仍啼泣顿首,请程婴不可忍心离己而去。程婴则说:“今我不去告慰先人,他们还会认为我的事没有办成,不可!”说罢,挥刀自尽。为感激程婴扶赵姓之功,赵武为其服齐衰三年,为之祭祀,每年春、秋两季,各祭一次,世世勿绝。据《史记·赵世家·正义》记:直至唐宋之际,“河东(今山西省)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所祭二士,即程婴与杵臼二人。

5、铁地大捷   赵姓立国

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赵盾生赵朔,赵朔的遗腹子赵武(文子)又接任晋国的正卿,赵氏势力重新抬头。赵武的孙子赵简子(即赵鞅)任正卿执政时,联合魏、韩、范、中行、智五家,消灭了晋国的旧公族祁氏、羊石氏,将他们封邑划分十县,各派自己族中人为县大夫,来官辖这些地区,从此,六卿把持了晋国大权。

后来,六卿内部争权夺利发生了矛盾,范氏和中行氏联合齐、鲁、卫等诸侯,一起反对赵鞅。赵鞅联合韩、魏两姓大夫,在铁地(今河南濮阳西北)打败范氏、中行氏及诸侯联军,并将范氏、中行氏驱逐出晋国。

铁地大捷后赵氏立国,赵国从此叱咤风云,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赵氏孤儿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公元前557-532年)继位。平公十二年,赵武为正卿,掌管国家军政大事。平公十三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晋国,回国后报告吴王说:“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一百多年后,赵、韩、魏三家分晋,吴季子所预言之事果然命中。

赵武生成,名景叔。赵成生赵鞅。赵鞅即是历史赵上有名的赵简子。晋顷公(公元前525一前512年)时,赵简子任执政。晋顷公十二年,赵简子联合晋国的知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消灭了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在灭祁氏、羊舌氏之后约十年,赵简子又以武力驱赶了六卿之中的二卿,范氏和中行氏。

先是赵简子率军攻打卫国,卫国战败,进贡给他五百家人。最初,赵简子把这五百人放置在邯郸,不久又打算把他们移放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当时治理晋阳的是其族人赵午。赵午开始同意,后又出尔反尔。赵简子于是将赵午逮捕,囚于晋阳狱中。当时赵简子任执政,为正卿,赵午为其族人因而不服囚令。赵简子认为不能镇己,何以服人,于是按律处死了赵午。赵午的儿子赵稷见父亲被杀,因而在邯郸举兵造反。赵简子得报,马上派上军司马籍秦包围了邯郸。

赵午虽与赵简子同族,但却是中行氏中行寅的外甥,中行氏又与范氏有姻亲关系。这样,范氏和中行氏不但不听赵简子的命令,反而站在赵稷一边反对赵简子。赵简子的谋士董安于得知这一秘密,要他先作准备,先下手为强,以打击范氏和中行氏。但当时晋国有条法令,谁先发动内争即判死刑,后发制人者无罪,赵简子认为自己是执政,不应带头触犯死罪,于是未听董安于的意见。这样,当范氏和中行氏联合起来进攻赵简子时,他就只得逃回自己的封邑晋阳。

这时,范氏内部因为争权夺利发生了纷争,引起了众卿的不满。大夫荀跞对晋国君说,晋国有法律规定,首先挑起内争的要处以死刑,现在三个大臣闹内乱,而只赶走了赵简子,范氏和中行氏却无事,这是用刑不公平,应该将范氏和中行氏一同赶走,才能服民心。晋定公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等打着定公的旗号,对范氏和中行氏进行讨伐。结果是讨伐军失败了。范氏和中行氏于是连对晋定公也公开举旗反对。范氏和中行氏的行为引起了国人的义愤,群起而攻之。真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范氏和中行氏因大失民心而失败,逃到了朝歌。由于范氏和中行氏反对晋定公,定公反过来就认为赵简子确实是一个好臣子,于是召赵简子回国都继续任执政。

赵简子由失势重新得势,引起原支持他的梁婴父的妒嫉。他原本就与赵简子谋士董安于不睦,于是对荀跞说,不杀掉董安于、除掉赵筒子的得力助手,晋国的扛山将会被赵氏家庭所独吞,不如就用董安于要赵简子发难以先发制人的罪惩治他。董安于得知消息,也就一口承认自己是犯有“始祸”罪,并自缢而死。为了怀念董安于对赵氏的忠诚,赵简子在春秋二季都祭祀他。

晋定公十八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率军与范氏、中行氏在铁地(河北濮阳西北铁丘)打了一仗。这一仗,范氏、中行氏兵多将强,赵简子兵少将弱,为了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赵简子在战前的誓词中宣布了一系列新政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铁地誓师”。赵简子在这篇**的誓词里规定:一、有军功的大大能得到县郡的土地;二、得胜立功的庶人、工、商,可以按功升作官吏;三、得胜立功的人臣、隶、圉等家内奴隶,可以免除奴隶身分,获得自巾。赵简子在铁地之战后的第二年,将范氏和中行氏彻底赶出了晋国。范氏和中行氏被迫逃往齐国,退出了晋国历史的舞台。

范氏、中行氏被赶出晋国后,晋国有势力的卿族只剩下子知氏、韩氏、魏氏和赵氏四家。其中以知氏力量最强。晋出公扑十七年(公元前457年)赵简子逝世,其墓立于临水界。其子赵毋恤继嗣为赵襄子。

公元前453年,不可一世的知伯向韩、魏、赵三家要求土地。迫于其压力,韩、魏两家各给他送了一万户的县邑,惟独赵襄子不给。知伯于是胁迫韩、魏一起来进攻赵毋恤,围困了赵氏的邑都晋阳。但晋阳城很坚固,加之赵毋恤早已作好了准备,知、韩、魏三家围攻了一年多,也没有攻下。知伯于是命军队开了一条水渠,将汾水引来灌晋阳城.。赵襄子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派使者暗中说服韩、魏两家,说知氏的野心在独吞晋国,如果两家助知氏灭了赵氏后,他们也将被知氏所灭。韩、魏两家登山坡,看晋阳城被水淹的情况。只见晋阳城的人民在未被水淹的城垣上,"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赵氏族人看来已处于绝境之地。这时,知氏好不高兴,竞得意忘形地说:“想不到大水是如此的利害,如果你们今后不听话,我也可以放水淹你们的都城。”韩、魏两家听了知氏此话,于是暗下决心,与赵氏一同灭掉知氏。当夜,赵、韩、魏三家联合攻打知氏,知氏毫无准备地被三家所消灭。晋国的政权由此控制在赵、韩、魏三家的手中,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赵氏占据晋的北部地区,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都城;韩氏占据晋的中部地区,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都城;魏氏占据晋的南部地区,以安邑(今山西夏县)为都城。而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今山西翼城东和闻喜)两小块土地,反过来成为了“朝韩、赵、魏之君”。公元前403年,周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储侯,晋国名存实亡。至公元前377年,赵、韩、魏三国“灭晋侯,而三分其地”,晋亡。

铁地大捷后赵氏立国,赵国从此叱咤风云,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6、胡服骑射   富国强兵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相传,邯郸市西的插箭岭就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训练士卒的场所。

战国时,今河套地区属赵之云中郡九原县地。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赵武灵王,曾一度君临北至阴山西达高阙塞的西北边疆地区。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赵国眼看着被别国兼并。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接触。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胡服骑射”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等人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拒绝接受变法。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德才皆备的人做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对策的,怎样有利于国家的昌盛就怎样去做。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赵武灵王抱着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

公子成等人见赵武灵王动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下面散布谣言说:“赵武灵王平素就看着我们不顺眼,这是故意做出来羞辱我们。”赵武灵王听到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当着他们的面用箭将门楼上的枕木射穿,并严厉地说:“有谁胆敢再说阻挠变法的话,我的箭就穿过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妄发议论了。

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效法的杰出历史人物。

7、纸上谈兵   长平受辱

战国中晚期,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经过多代的努力,国势日益强盛,它西并巴、蜀,东侵三晋,南攻荆楚,取得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全面胜利,至秦昭王时,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秦周边的韩、魏、燕、赵四国,为了遏制秦的扩张,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四国之中,最强的是赵,最弱的是魏。秦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从公元前268年起,先出兵攻魏,迫使魏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韩王异常恐惧,遂谴使入秦,表示愿意献上党郡(今山西长治)求和。但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却不愿意献地入秦,为了促成韩、赵两国联合抗秦,他主动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赵王目光短浅,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贪利受地,将上党并入自己的版图。赵国这一举动,无异从秦国口中夺食,秦王大怒,于公元前261年命左庶长王乾率军攻打上党。上党赵军不敌,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赵王闻秦军东进,就派大将廉颇率赵军主力抵达长平,以图夺回上党。这样,战国时期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的序幕就揭开了。

廉颇率赵军主力抵达长平后,即向秦军发起攻击。由于秦强赵弱,赵军连战皆负,损失较大。廉颇鉴于实际情况,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决心转攻为守,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固守,以逸待劳,使秦军钝兵挫锐陷于疲惫。廉颇的这一手段发生了效益,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抑制了,两军在长平一带相持不决。

为了打破这个不利的僵局,秦采用离间手段,派人携带千金去邯郸收买赵王的左右权臣,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四处散布流言:廉颇防御固守,是快要投降秦军的表现;秦军最害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不谙军情的赵王本就认为廉颇怯战,听到这些流言立刻命令赵括接替廉颇为将。

赵括是一个缺乏实战经验,只知空谈兵法的人。他到了长平后,一反廉颇所为,更换将佐,改变军中制度,搞得全军官兵离心离德,斗志消沉。他改变了廉颇的战略防御方针,积极筹划战略进攻,企图一举而胜,夺回上党。

秦王见离间计得逞,立即任命骁勇善战的广武君白起为上将军,代替王乾出任秦军统帅。为了避免引起赵军的警惕,秦王命军中对此严守秘密。

白起为中国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将领,曾率秦军攻韩击魏,远慑荆楚,兵峰所向,各国披蘼。

白起到任后,针对赵括没有实战经验,鲁莽轻敌的弱点,采取后退诱敌,围困聚歼敌军的作战方针,对兵力作了周密的部署:以原先的前线部队为诱敌部队,等待赵军出击后,即向主阵地长壁撤退,诱敌深入;其次,利用长壁构筑袋形阵地,以主力守卫营垒,抵挡赵军的进攻,并组织一只轻装锐勇的突击队,待赵军被围后,主动出击,消耗赵军的有生力量;其三,用奇兵二万五千人埋伏在两边侧翼,待赵军出击后,及时插到赵军的后方,切断赵军的退路,协同主阵地长壁的秦军,完成对出击赵军的包围;其四,用骑兵五千插入渗透到赵军营垒的中间,牵制和监视营垒中的赵军。

战争的发展果然按着白起预计的方向进行。公元前260年8月,赵括统帅赵军向秦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两军稍事交锋,秦军的诱敌部队即佯败后退。赵括不问虚实,立即实施追击。赵军前进到秦军的预定阵地——长壁后,即遭到了秦军主力的坚强抵抗,攻势受挫。赵括欲退兵,但为时已晚,预先埋伏的秦军两翼二万五千奇兵迅速出击,及时插到赵军进攻部队的后方,切断了赵军与其营垒的联系,构成了对进攻赵军的包围。另外的五千骑兵也迅速地插到了赵军的营垒之间,牵制、监视留守营垒的赵军。白起又下令突击部队不断出击被围的赵军。赵军数战不利,情况危急,被迫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救援。

秦昭王听到秦军包围赵军的消息,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把当地十五岁以上的男丁组编成军,增援长平战场。这支部队占据长平以北的丹珠岭及其以东一带高地,断绝赵国的援军和后勤补给,从而确保了白起彻底地歼灭被围的赵军。

9月,赵军断粮已达46天,内部互相残杀以食,军心动摇,局势非常危急。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军阵地,希望打开一条血路突围,但都未能奏效。绝望之中,赵括孤注一掷,亲率赵军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仍遭惨败,自己也命丧秦军乱箭之下。赵军失去主将,斗志全无,遂不复再作抵抗,全部解甲投降。这四十万赵军降卒,除幼小的二百四十人外,全部被白起坑杀。秦军终于取得了空前激烈残酷的长平之战的彻底胜利。

长平之战中,秦军共歼赵军四十五万人。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强劲的对手赵国,慑服了其他各国,为秦日后完成统一六国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长平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出杰作。名将白起在这场战争中,以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秦军给赵军以毁灭性打击,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的包围战先例。

8、窃符救赵   难挽乾坤

平之战之后的第二年,秦军乘胜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丧失精兵45万多人,大伤元气,纵使倾全力死守邯郸,一国之力也抵抗不了秦军的进攻,赵孝成王于是匆忙派使臣向各国求援,主要是向大国楚国和齐国救援。平原君赵胜担负了向楚王和齐王请求救兵的使命。

赵胜为赵惠文王同母弟,公元前298年封平原君,封邑于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惠文王晚年和孝成王时为国相。

原君使楚,搬来了救兵,但秦军围攻邯郸的兵力未减,楚国援军被秦军的另一支军队挡在途中,赵国国都邯郸仍十分危急。平原君于是马上派人向魏国请救兵。魏国于是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大军救赵。这时,秦王派使者来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很快就会被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都之后就攻打谁。”魏王害怕了,命令晋鄙在邺(今河北临漳县)安营,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以观局势的变化再作行动。

邯郸告急,平原君十分焦急。门客李同进言道:"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如果秦破赵都,赵国灭亡,君安得有此? 使赵得全,君何患没有?"平原君于是采纳李同的意见,将全部家财发给赵国饥民,将门客和奴仆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由李同率领从侧面突击秦军。

与此同时,平原君又三番五次催魏国救兵快进,得知晋鄙率魏军10万人在邺安营不进,于是写信责怪信陵君。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也是战国有名的侠义公子,收罗了不少门客。平原君在信中责备他说:"我以为你有救人于危难的高义,现在邯郸这样危急,魏国救兵却袖手旁观,你也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你就不可怜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屡次去请魏王,门客也帮着求情,魏王还是不答应。信陵君估计魏王再也不肯派兵救赵了,于是带领一百多辆车骑去赵国和秦军死拼。路过东门,遇见好友侯嬴,侯嬴故意对他十分冷淡。信陵君走了一段路之后,越想越生气,又回过头来见侯嬴,侯嬴才笑着对信陵君说:"我不对你冷淡,你就不会回头。你这样去打秦军,犹如以肉去投喂饿虎。我可以告诉您如何调动晋鄙的军队,去救邯郸。"

侯嬴对信陵君说:“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如姬,如姬可以随便进出卧室。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要报仇,三年没找到仇人。如姬哭泣着求你,你派人杀了她的仇人,并将其头献给如姬。如姬很感激你,请她偷出兵符,就能救赵了。”

信陵君得到兵符后,带着大力士朱亥去调动晋鄙的军队。晋鄙合了兵符,但又感到奇怪,于是不想马上交兵权,要派人与魏王联系一下。在这紧急关头,朱亥从袖子里抽出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把晋鄙打死。信陵君下令全军:“有违军令者死。”并马上整顿军队,直奔邯郸。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内外夹攻下大败,邯郸解围。

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卒,子赵偃继位,是为赵悼襄王。悼襄王昏庸,废有德行的太子赵嘉,而立素无德行的赵迁为太子。赵悼襄王在位九年卒,赵迁继位,是为幽缪王。

公元前229年,秦攻赵国,赵幽缪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军抵抗。李牧为赵杰出的将军,曾经于公元前233年大败秦军于肥(今河北卢龙),因功而封武安君。秦将素畏李牧,于是使反间计,用重金收买赵幽缪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郭开于是造谣说李牧与司马尚想谋反。幽缪王赵迁自幼昏庸,素无德行,听了谣言不加分析,就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并且杀死李牧。秦军闻李牧已死,秦将王翦于是率大军破赵,一仗就杀了赵葱。秦军长驱直人,破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将其流放到河南房陵。赵国大臣共立赵嘉为代王,都于代城(今河北蔚县西南)。代三六年(公元前222年),秦军进军代城。代王嘉降秦,赵国亡。

二、秦汉时期

1、负名千年   复仇之神

历史上的赵高以“指鹿为马”而出名,是个遗臭万年的大宦官。但是又有谁知道,赵高是一个真正的复仇之雄!为了灭掉秦王朝,他不惜身背万世恶名。他复仇时下的决心,以及复仇的手段,和最后得到的效果,就连素以卧薪尝胆而闻名的越王勾践也只能瞠乎其后,自叹不如。

当年秦赵长平一战,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卒。身为赵国贵族的赵高从此沦为奴隶。他的父亲兄弟皆战死沙场,母亲被卖到秦国做奴婢后受尽屈辱而死。他则幸运地被送入秦宫做最低级的苦役。这对儿时享尽荣华富贵的赵高来说,刺激是何等巨大。在秦宫,他受尽了各种欺凌,遭受了很多非人的磨难。从这时起,他的心里,就已经暗暗植下了灭秦大志。但要灭强秦,谈何容易!六国合纵也不过大败而回,何况他只是个秦宫杂役,手边既无一兵一卒,也无任何关系可依仗。如果是一般人,在牢骚一番后,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赵高不是普通人,他坚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发誓,有生之年,必灭秦王朝。这时,他只有十五岁。

长期在磨难中长大,赵高很早就懂得怎样利用自己的聪明机灵去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很快,他就摆脱了杂役工作,转到文书部门处理文字事宜。他开始了解秦国历史,并读了很多关于秦王朝的书籍。尤其对于秦国的法律,几乎能背得滚瓜烂熟。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他将来的复仇做打算。

由于他的能干,不少人对他另眼想看。他在秦宫中名气渐响。这年,他十九岁。娶了一个同是来自赵国的女子,两人婚后恩爱非常,并于次年生下一女。然而,生活的快乐并不能减少赵高对秦朝的仇恨。报仇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他时时刻刻小心而又执着地等待复仇的机会。可是像他这么一个奴隶升上来的小文书,是根本没任何机会接近秦宫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不能进入这个圈子直接和秦王打交道,复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赵高只能等待。然而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更为积极。他在秦宫中的工作越发努力,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

机会女神必然青睐于有心人,也许是赵高能干之名确实很大,以至于上动天听。秦王赢政开始注意到这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秦王此时尚未统一六国,对人才的聘用还是比较开明的。于是,便有用他之意。但听说他是来自长平战役的赵国幸存者,很有些放心不下。就放出风声,大意是除非赵高肯做宦官终身事秦,否则永不录用。在当时,只要做了宦官,那就表示和以前的关系全部断绝,等于重新做人一样。这下,摆在赵高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如要进入秦宫最高机构,必先引刀自宫!二是珍惜身体,和妻子儿女安享悠闲生活。

一个风雨之夜,赵高在屋内思前想后。他想到温柔淑德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女儿,舒适温馨的家庭,这一切,让他实在难以割舍。毕竟他此时才二十二岁,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锦绣人生在他面前平坦光明又充满了诱惑力。他数度想放弃复仇之念,做一个普通而快乐的人。就在此时,天边炸起一道惊雷,把他从幻梦中惊醒!一刹那,他仿佛回到了杀声震天的长平战场上,看到自己的父兄,姐妹倒在血泊中哀号,辗转,被秦兵的大剑长戈疯狂的屠戮,宰杀。数十万赵国士兵被活埋,千里白骨,腥风血雨。家仇和国仇在瞬间让他清醒了!他拿起桌上烈酒,一口气喝了三大杯!随后拔出解腕尖刀,一横心,手起刀落……

就是这一刀,创造了历史!也注定了强横一世的秦王朝将毁在这个人的手里!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赵高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对赢政表面上的无限忠诚,坐上了宦官之首的位置。这段时间里,他曾数次想暗杀赢政。但苦于无机会。后来,荆轲刺秦的失败让赵高顿悟,要复仇,要灭秦,杀赢政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颠覆整个秦王朝,只有先抓住最高的权力。因此,他蛰伏起来。

有志者事竟成也!秦始皇三十七年,在巡游中病死河南巨鹿。赵高说服权欲熏心的李斯发假诏逼死大太子扶苏,立糊涂王子胡亥为帝,史称秦二世。立胡亥后,赵高权重一时,他终于有力量向秦王朝重拳出击了!

他一方面腐化秦二世,让他穷奢极侈,造成百姓怨声载道,经常暴动,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秦国。另一方面,他唆使秦二世,对他说:“陛下,若要帝位稳固,必先将朝中老臣大将来个大换血,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胡亥是个没主意的人,自然点头称是。接着赵高又说:“陛下的兄弟姐妹众多,个个封王称爵,恐怕日后有变,不如尽早除之!”胡亥心软,开始还有点不同意,但经过赵高一番解释和分析后,也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了。

这下,秦都咸阳成了赵高的杀人场。他大开杀戒,对于所有的前朝重臣,或者战功赫赫的名将统帅统统杀无赦。还杀掉了秦始皇的十二个儿子,和十个女儿,要么车裂,要么剐刑。看到这些以往骄横无比,盛气凌人的秦朝贵族和尊贵荣耀的王子公主们或被碾成肉泥或被砍成一块块的,赵高内心有着说不出的痛快淋漓。在这场屠杀中,

名相李斯亦未能幸免。

一番大屠杀后,秦王朝能用得上的大臣和将军已被全部杀光。军队管理一片混乱。朝中赵高大权独揽。遂有“指鹿为马”一事的发生。

秦朝已乱,各路豪杰纷纷举事。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分两路直扑咸阳。而在赵高的刻意隐瞒下,胡亥丝毫不知战事的紧急。从而贻误了不少绝好的战机。直到起义军兵临城下,他方才听得一点风声。

胡亥软弱之极,忙向赵高求救,但此刻的赵高,早已把那杀人的屠刀对准了他。结果胡亥被逼而自杀身亡。赵高见其死,就立了胡亥的侄子子婴为帝。但没多久,楚兵破城,子婴死于项羽之手,秦遂灭。与此同时,赵高也死在乱军之中。

一代奸雄,终于在完成复仇的使命后,撒手尘寰。综观这段历史,可以说吞并六国,战无不胜的秦朝应该是败在了赵高之手。

且不说历史是如何评定赵高此人的千秋功过,单就从他复仇的决心(长期忍辱负重,还引刀自宫)复仇的手段(上杀群臣,下扰万民)和最终的结果(秦灭)等来看,他无愧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复仇之雄。

【引】灭秦的主要人物赵高不是宦官而是全才

赵高是***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赵是赵国王族的姓氏,赵高的父系是赵国王室的疏族。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间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公子,多是国君众多子女中不受宠爱的疏远者,被打发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国他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生,至死不得归还。赵高祖上是由赵国到秦国作质子的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援,不得意而滞留于秦,后来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

赵高有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官。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者,只有弟弟赵成。赵成后来接替赵高,做了秦帝国的郎中令,曾经参与谋杀秦二世的望夷宫政变,也是一位人物。隐官是政府设置于不引人注目处的手工作坊,用来安置刑满罪人工作。赵高的母亲,因为有罪受过刑罚,赦免后,由于身体有受刑后的残疾,不便见人,也不愿被人瞧见,就一直在隐官劳动生活。

在秦代的等级身分规定中,在隐官劳动生活的人,其身分也叫隐官,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刑满释放人员,地位在普通庶民之下,所能占有的土地和住宅,只有普通庶民的一半。帝国法律注重公正,隐官虽然地位低下,其婚姻却不受限制,隐官子女的身分也同于普通庶民。赵高的父亲,是在隐官工作的下级文法官吏,通晓法律,精于书法,在隐官任职时结识了赵高的母亲,组建了家庭,生下赵高兄弟。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子承父业、以吏为师成了帝国的国策。赵高成年以后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入仕,成为***的书法家和法学家,都与父亲的职业和影响密切相关。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前后赵高生于秦国首都咸阳。当时,秦国和赵国间的长平之战正进入后期,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军重重围困。三年以前,秦始皇出生于邯郸,此时正与母亲一道困处城中,惶惶不可终日。有趣的是,秦始皇和赵高基本上是同龄人,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交换毁灭的角色。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族,他由秦入质于赵,娶赵人为妻。秦始皇出生于赵都邯郸,后来消灭了赵国。赵高的祖上是赵国的王族,由赵入质于秦,娶秦人为妻。赵高出生于秦都咸阳,后来毁灭了秦国。另一位同龄人刘邦,同年出生于楚国的沛县,四十余年后,他与赵高联手消灭了秦,不久又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业,以秦为根基创建了汉。至于另一位关系秦帝国兴亡的重要人物李斯,当时已二十五岁左右,正在楚国作郡的小吏。这些将要推动历史的人物,尚未碰撞在一起,正散处各地,默默地等待着历史的召唤。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以法律治国。军人,最受社会推崇;官吏,最为民人敬畏。秦国男子走上社会的途径,不外从军和为吏两条正道。男子十七岁成年,傅籍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租税,或者应征参军,杀敌立功,或者入学室学习,通过选考出任官吏。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设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学生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当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者为合格,除授为史,即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除授为史者,进而可以参加朝廷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的结果,提拔**,处罚最劣。成绩***者被任命为出身县的令史,直接在县令的手下工作;成绩最差者,其所除授的史职将被取消。三年后,出任令史者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者一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文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由于父亲是文法官吏,也是严格要求子女的人,赵高兄弟大概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读写和法律,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文法基础。赵高从小精明强干,敏捷好学,有恒心,有韧性。他在文法入仕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十七岁以文法官吏子弟进入学室,成绩优秀,三年后资格考试合格,被除授为史,继而初等选拔考试合格,以***者出任为令史类的文法官吏。三年后,他参加高等选拔考试,再次以**名的成绩中选,进入秦王宫廷担当了尚书卒史,直接在秦王身边从事文书工作。在秦国万千的文法官吏中,赵高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赵高进入宫廷以后,他的能力举动,开始直接进入秦王嬴政、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的视野里。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二十三、四岁左右的赵高进入宫廷。这一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岁,亲政后第五年,开始在政治上施展鸿图。秦国的官僚制度严密完整,文法官吏的升迁多由例行考核,积年累进。赵高算是有幸,他在秦宫的宦任中得到秦王嬴政的直接赏识,从少府属下的诸多尚书卒史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中车府令是太仆的属下。太仆是帝国主要部省的九卿之一,负责掌管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下属有各类车府官署,苑马监令。中车府令,同各类车府令一样,官秩六百石,有副官中车府丞一人,官秩三百石,所属吏员约有数十人之多。以级别而论,中车府令只算是中级官吏;不过,由于中车府令是宫中禁内的车府令,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甚至亲自为皇帝驾御,职位至关紧要,非皇帝绝对信任的心腹亲近不能担当。

赵高出任中车府令,是秦王嬴政亲自做出的选拔任命。赵高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除了其考选成绩特出而外,他进入秦宫后所展现的个人能力和才智,是主要的因素。赵高的书法,堪称***,尔后庞大的秦帝国中,除了丞相李斯而外,大概无人能出其右了。赵高在文字小学方面的造诣,也极为高深。秦帝国后来的文字改革,他有相当的贡献。他著有《爰历篇》六章,是秦帝国官定识字课本的一部分,也是有名的文字学著作。秦帝国是实用主义的法治国家,书法识字,是用来修习行政文书和刑律狱法的工具。赵高文字书法的精美,不过是他修习刑律狱法的准备和结果。在复杂而严格的秦帝国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将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于他,正是看中他在文字、书法和法学上造诣的精湛。

史书上说赵高非常勤奋,行事坚韧不拔,果断敢行,是对他出众的行政能力的概述,当然这也是他受秦始皇赏识的要素之一。不过,赵高之所以能够被秦王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还有赵高适合于担当该职的实在的理由。

中车府令是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对于车马的驾驭管理、保卫皇帝安全的能力有极为严格的要求。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一般的车马驾御,车士至少要经过四年的训练,四年后不能良好地驾驭车马,教官要受惩处罚款,本人要服四年劳役。合格的车士,要求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步履矫健,能够追逐奔马;身手灵活,能够上下驰车;车技熟练,能够驾车前后左右周旋;强壮有力,能够在车上掌控旌旗;武艺高强,能够引八石强弩,在驰骋中前后左右开弓。中车府,聚集的是秦帝国车御的精华,对于他们的要求,远在一般的车御车士之上,用现代的话来说,人人是车马高手,个个是大内武士。始皇帝陵出土的铜车马,以二分之一的比例,完全按照始皇帝生前的车驾写实铸造,其车御佩剑置弩,束带着冠,髭须飘逸,威武沉稳,正是中车府官属的形象。中车府令,是中车府官属的统领,帝国车御精华的顶尖高手。完全可以想像得到,身为中车府令的赵高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娴熟于弓剑兵器,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升任中车府令,对于赵高的一生来说,意义重大。其意义不仅在于职务地位的升迁,更主要在于由此涉足秦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和中枢,触摸到举足轻重之机要,如果机会适宜,可以直接影响天下政局。赵高在四十岁前后出任中车府令,正当壮年,前程锦绣灿烂。

不过,专制体制下的仕途,等级制度中的官场,君主之下,人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棋子,更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前程看好时,赵高触犯法律,犯大罪入狱,始皇帝命令大臣蒙毅审理。审理的结果,赵高被定为死罪,解除官职,剥夺出入宫中禁内的宦籍,听候行刑。由于涉及皇帝侧近,事关重大,蒙毅不敢有所掩饰,将案情及其审理结果直接呈请始皇帝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念及赵高在身边多年,行事敏捷勤奋,才能特出难得,下令赦免赵高,恢复其中车府令的官职。这件事对于赵高的一生,对于沙丘之谋,对于蒙氏家族的命运,甚至对于秦帝国的毁灭,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赵高是***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赵高是沙丘之谋的主谋,也是未来毁灭秦帝国的主要人物。有关赵高的身世,两千年来了解甚少而曲解甚多。东汉以后,赵高被丑化为宦阉,其家族也被丑化为宦阉家族,不实的成见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知道,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这是赵高不是宦阉的明确证据。实际上,司马迁从来没有说过赵高是宦阉,不仅司马迁没有说过,东汉以前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赵高是宦阉的记载。说赵高是宦阉的误解,一是出于对“宦”字理解的错误,二是基于错误的文字“隐宫”所作的丑化曲解。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是赵高被误解为宦阉的一条材料。然而,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王或者皇帝的亲近侍卫之臣。宦籍,就是用来登录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的用语,都没有指被去势的男人出仕宫内官职,也就是后代所谓的“宦官”的语义。当时,被去势后的男人被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定义非常清楚。根据这个最新的材料,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也就是皇帝的亲近之臣,而不是被去势的宦阉。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兄弟皆生隐宫”。这是赵高被曲解为宦阉的另一条材料。“隐宫”一词,本来语义不明。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解的刘姓人士借题发挥,他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去势的宫刑,进而生发开去说,赵高的父亲受宫刑去势,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了赵高兄弟。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被去势成了宦官。谎话越编越大,越编越痛快,于是以讹传讹,到了唐代以后,赵高一家都是宦阉的不经流言,就逐渐固定下来。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早就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以后,隐官的意义更加清楚明白。隐官,既用来指称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也用来指称刑满人员的身分,与宫刑和去势完全没有关系。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层累地形成的古代史。顾先生以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代史,经过了历代不断地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而是添加了历代所喜好的口味。为了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相。东汉因为宦阉之祸亡了国,刘氏的曲解投合了当时人痛恨宦阉的心情,大家都愿意传布亡国祸首都是宦阉的流言。唐代又是宦官专权乱政,古来宦阉亡国的阴魂未散,在类比声讨的风气下,赵高是宦阉的流言蜚语,自然光大发扬,成了不刊定论。明代,宦阉之祸愈演愈烈,到了清末,大太监李连英还在慈禧宫中肆意擅权,人们对宦官的痛恨无以复加。如此代代层累之下,曲解的历史也就一直被作为正史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我只是借此感慨人性的软弱,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至于真不真,假不假,倒在其次了。

2、岭南称王   功臣封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原,建都咸阳,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将目光又落在了岭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大将屠睢率领50 万秦军,兵分五路南下。据史学家考证,这五路大军,其中两军在湖南,两军在江西,一军则直逼番禺。后来的**代南越王赵佗,就是当时秦军中的一员战将。但是秦军征服越族的战争并不顺利,遭到了越人的顽强抵抗,越人不愿成为秦军的俘虏,纷纷逃入深山密林中。他们发挥自己善走山地、习水性的长处,经常偷袭秦军,使秦军疲于奔命,连主帅屠睢都被杀死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秦军陷入了攻不能克,守无后援的困境。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 年),下令监御史史禄开凿了沟通南北水运的秦凿渠——灵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水系,解决了秦军粮食运输的大问题,而且在统一岭南后为岭南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灵渠修成后,秦始皇立即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始皇三十二年末或三十三年初(前215—前216 年),派秦尉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军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很快击溃了西瓯越人的反抗,杀死其君长译吁宋,占领了西瓯地区。随后又挥军南下,占领了雒越居地。经过6 年的艰苦作战,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4年),秦终于统一了岭南。

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地区也推行了郡县制,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桂林郡的辖区在今广西,首府是布山(今广西贵县);南海郡所管辖地区,主要是今天的广东地区,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市);象郡的辖区,一般认为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南海郡的郡尉是原秦军将领任嚣,赵佗则任龙川县的县令。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3年,开始修筑“秦所通越道”,这些道路被称作“新道”。据专家考证,新道共有四条:一条自江西的南安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一路自湖南的郴州越过山到广东连州;一路从湖南的道州进入广西贺县;一路自湖南全州(今属广西)进入广西静江。这些新道都是利用原来的古道扩建而成的,原来的古道往往是当时穿越五岭南北最方便、最近捷的道路。秦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宽成为新道,既省时省力,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确保新道的畅通和加强对南越的军事控制,秦在新道所经岭口要隘和一些战略要地修筑了秦关。在广西的灵渠沿岸有秦城、严关,在广东则建有“横浦关”、“沤浦关”、“阳山关”和“湟溪关”等秦关。

秦始皇略取岭南越地之后,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将一部分军队留下来,镇守郡治、秦关。另外,又迁徙中原的商人、赘婿、罪犯等到岭南,与越人杂处。这些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秦王朝统一中国的事业是伟大的,然而其统治残酷暴虐,这就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9 年7 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首倡天下,各地豪杰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势而起。同年,秦王朝被推翻,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

在这种局势下,南海郡尉任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分地为王、称霸一方的机会到了。但当时他已重病在身,所以召来了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对他谈了自己的打算,指示赵佗封闭新道关口,静观其变。任嚣谎称接到皇帝的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尉,将权力移交给了赵佗。不久,任嚣就病逝了,赵佗按照任嚣的构想开始行动。他发布文书,通告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的驻军,说中原的盗兵快要来了,令驻军切断新道,严守各个关口。同时,又杀掉了一批秦王朝任命的官吏,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这样就铲除了异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控制了南海的军事力量,在岭南实行军事割据。这时,中原地区仍处在各割据势力的混战之中。赵佗控制南海郡,据岭自守,静观其变,使当时的岭南地区免受战争之灾。

公元前206 年,秦王朝灭亡。同年正月,项羽分封诸王,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项羽想用分地为王的封建割据来稳定自己的霸业,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同年八月,汉王刘邦暗渡陈仓,还击“三秦”,楚汉战争爆发了,中原地区又是硝烟四起。这场楚汉战争,一直打了好几年,而赵佗趁此时机开始了立国的行动。公元前204年,赵佗发兵进攻相邻的桂林郡和象郡,兼并两地,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赵佗在岭南称王时,正是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争夺皇位之际。西汉王朝建立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社会经济凋蔽不堪,财富极度贫乏,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架车,而丞相等高官也只能乘坐牛车。而此时,西汉王朝分封的诸侯王都手握重兵,各霸一方,西汉王朝的政权尚不稳固。另一方面,北方的匈奴经常骚扰西汉的北部边境,掳掠人畜,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极大。在这种形势下,西汉王朝无力举兵南下剪除南越王,所以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从赵佗来讲,新近称王,本地越人尚未顺服,也不敢轻举妄动。另外,岭南地区经济落后,必须依靠中原输入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所以赵佗也欣然接受了汉高祖赐与的印缓,向西汉王朝称臣。

但实际上,汉高祖对赵佗并不放心,在当时与南越国的边境上修建了两座城堡——赣县古城和零(yú)都古城,以此来防御赵佗的军队;还派遣两个将军常驻长沙国监视南越的动向。

可见汉高祖对南越实行的是表面怀柔,实际防范的策略。汉高祖在世时,两国互派使者,互通贸易,关系相处得还比较好。

汉高祖在位仅7年,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去世,其子惠希即位。惠帝体弱多病,朝廷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入吕后之手。

吕后把持西汉政权时,一改高祖时的政策,将南越视作蛮夷,下令停止了与南越的贸易往来,“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意思是不要向南越输送铜铁工具和马牛羊等牲畜,即便给也只给雄的,不给雌的。当时南越国的铜铁工具大多依靠中原进口,而且牡畜看来也是从中原输入的,断绝了贸易往来,就断绝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的来源,对南越国的生产、生活影响非常大。这样一来,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赵佗先后三次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到长安上书,劝告吕后不要将南越按蛮夷对待,恢复边关贸易。但吕后不予理睬,还扣押了南越国的三位使者。不仅如此,吕后还派人到赵佗的老家河北真定,掘毁了其父母的家墓,削诛了他的兄弟宗族。吕后的这些行为,更激起了赵佗的反汉情绪,于是在公元前183 年自封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dao),与西汉政府平起平坐。

吕后听说南越王赵佗称帝的消息后,非常生气,削去了南越王的诸侯之籍,与其断绝使者往来。这样,汉高祖建立起来的西汉和南越的友好关系陷于破裂。由于赵佗猜疑是长沙王向吕后进了谗言,所以多次发兵北上,攻打长沙国的边邑和南郡。长沙国苦于南越国的多次侵扰,向西汉王朝求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率领汉兵,计划翻逾越城岭,取灵渠严关之道,以攻打南越国。当时正值南方炎热多雨的季节,北方士兵难以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许多士兵都生了重病,死亡的人很多。赵佗也派重兵把守设在越城岭的关口,与汉兵对抗。所以汉兵始终未能逾岭进入南越国境内。汉越双方相持了1年多,至公元前179 年吕后病死之后,汉军主动撤军,双方才休战。

吕后死后,诸吕叛乱,但很快就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平定。同年9月,陈平、周勃等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即位后,派使者四出告谕各诸侯国和四方各少数民族,说吕后有病,头脑不清醒,做了一些错事,等等。这时南越王赵佗主动向西汉王朝表示和解。他通过在越城岭相持的汉军将领隆虑侯周灶向汉文帝上书,要求汉文帝帮他寻求服内兄弟,还请求罢免汉朝派驻在长沙国监视南越国的两位将军。汉文帝接到上书后,派人修治了赵佗在真定老家的祖先冢墓,并派人看守,定时祭祀;又派人寻访赵佗的亲属,封他的兄弟为官,并赐与财物;罢免了汉朝派驻在长沙国的将军博阳侯陈濞。接着汉文帝又召见了已经告老还乡的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再次派他出使南越,并给南越王赵佗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对赵佗的上书予以答复,请陆贾带上亲自交给赵佗。在信的最后劝赵佗去帝号,表示“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还给南越王送了100件厚薄不等的丝绵袍作为礼物。

汉文帝的的诚恳态度感动了赵佗,他看完汉文帝的信后,表示愿意臣眼,长为藩臣。他在国中下令说:汉皇帝是贤明的皇帝,从今以后,去帝号、黄屋、左纛。同时又给汉文帝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在越地已经49 年了,现在都抱孙子了。但是每天睡觉不安稳,吃饭不香,漂亮的东西不想看,悦耳的音乐不想听,只是因为不能事奉汉朝。现在陛下又恢复了我南越王的称号,与我南越通使,我从今以后不敢再称帝了。还给汉文帝进贡了一批土特产,有“白壁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作为对汉文帝赠褚(zhǔ)衣的回报。

自此以后,南越和西汉王朝的关系重新和好。赵佗以后,继任的南越文王赵(mò),明王婴齐都曾相继派遣太子到长安“入宿卫”。

但实际上,南越王臣服于汉王朝也只是一种表面作法,而且赵佗也一直对西汉王朝存有戒心。如果按当时的制度,诸侯王要定期到长安去朝见天子,但赵佗总是称病不入朝。而且赵佗表面对西汉王朝称臣,但在其国内仍然称帝号,从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釜”金印来看,第二代王赵佗也是僭称帝号的。

赵佗与赵佗之所以“居国窃如故号”,是与当时的形势有关的。汉高祖立国之初,曾分封了一些功臣为诸侯王,但高祖对他们不放心,后来逐一削夺其王位,而设封同姓子弟诸侯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巩固其统治,但适得其反,这些诸侯王独霸一方,对中央政府构成极大威胁。汉景帝时为了限制诸侯王,实行削藩政策,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中原地区诸侯王势力的猖獗,使本来就心怀异志的南越王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重新称帝。后来西汉中央政府平定了“七国之乱”,至武帝时又以酎(zh6u)金成色不足,削夺了一批诸侯王的爵位。其后又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使诸侯国越分越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这种形势下,南越王再也不敢称帝了。到第三代南越王即位时,“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行为有所收敛。

在位10余年,死后西汉王朝封谥为文王。其子婴齐即位。婴齐曾入长安为宿卫,在越时曾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入长安后,又娶邯郸氏为妻,生子赵兴。文王去世,他带着妻儿回到岭南继承了王位,并上书汉王朝,请求立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婴齐在位几年,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来南越国,召婴齐入朝晋见汉天子。婴齐担心入朝后“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即成为没有军政大权,只能取得国内经济收入的“空头王”,所以不肯去长安,屡次以患病推托。只派了儿子次公去当皇宫宿卫。不久,婴齐病死了,汉王朝封谥号为明王。

其太子赵兴即位,成为第四代南越王,其母氏成为太后。太后未嫁婴齐以前,曾与长安近郊的一个叫安国少季的人有暧昧关系。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派安国少季做使者,带了能言善辩的谏大夫终军,勇士魏臣,到岭南来宣谕太后和南越王“比内诸侯”,入朝晋见天子。

太后与安国少季的关系,国人都知道,故而对太后很反感。太后也自知不得民心,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稳,想借助汉王朝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时赵兴尚年幼,没有主见,太后说服了赵兴,通过汉使者上书汉武帝请求内属,按“内诸侯”的待遇,三年朝见天子一次,撤除边境上的关卡。汉武帝当然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封南越王兄赵建德为术阳侯,赐给丞相吕嘉银印和内史、中尉、太傅等高级官吏的印章,准许南越国其他官吏自行设置,同时诏令废除黥、则等酷刑,奉行汉朝法律。并令使者留驻南越国,帮助赵兴及太后镇抚岭南。南越王赵兴和王大后则日夜整治行装,准备入朝晋见汉天子。

甫越国丞相吕嘉,曾任三朝丞相,即从赵昧到赵婴齐到赵兴他都担任丞相之职,其宗族中任官吏的有70 多人,他的子弟也都是与南越王室联姻,在国中有很高的威望。吕嘉极力反对南越国内属,并多次劝谏赵兴,但不奏效。所以吕嘉就借口有病,不见汉使。

太后害怕吕嘉要谋反,想先发制人,铲除吕嘉。于是她在宫中设宴,请汉使者和国中大臣赴宴,这实际上也是一次“鸿门宴”。但吕嘉也是有备而来,其弟是南越国的一个将军,带领士兵守在宫外。饮酒之间,氏想借汉使杀掉吕嘉,故意问吕嘉说:南越国内属是利国之事,丞相为什么不赞成呢?想以吕嘉的话来激怒汉使,但吕嘉却一言不发,加上汉使优柔寡断,不敢动手。吕嘉见势不妙,立即离席而去。结果宴席不欢而散。吕嘉从其弟那里借了部分士兵保卫相府,从此称病不出,既不见南越王,也不见汉使。私下与其弟密谋调兵遣将,策划作乱。但他知道南越王赵兴一直无意杀自己,所以几个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氏想自己动手杀掉吕嘉,却又无人可用。

这个消息让汉武帝知道了,责怪汉使怯懦不果断。武帝以为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均已附汉,只有吕嘉一人为乱,不必兴师动众,所以决定让庄参带2000 人马去南越国,协助太后镇抚国内。庄参却认为,如果是友好往来的话,带几个人就够了,如果是刀兵相见的话,2000 人就太少了,起不到什么作用。汉武帝罢免了庄参。有一个叫韩千秋的人却自告奋勇,说:小小的南越国,又有南越王和王太后内应,只有丞相吕嘉作乱。只要给我二百人马,一定取吕嘉的首级回来。于是,汉武帝派韩千秋和太后的弟弟乐带2000人马前往南越,直入南越境内。

汉军南下,激化了南越内部的矛盾,逼得吕嘉不得不起兵谋反。吕嘉孤注一掷,和其弟率领将兵攻入王宫,杀死了南越王赵兴、太后和汉朝使者。并通告国人,说:南越王年幼无知,摆太后是中原人,又和汉使关系暧昧,一心想内属,完全只顾个人一时之利,不顾赵氏的社稷江山。我为赵氏江山社稷的永存,起兵杀死了王与王太后、汉使者。立明王越妻所生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这就是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吕嘉叛乱时,汉将韩千秋已率军进入南越国境内,并且已攻下几个小县城。越人故意放韩千秋入境,“开道给食”,使韩千秋放松警惕。直到汉军进到距番禺只有40 里的石门时,才突发奇兵,一举歼灭汉军,韩千秋和乐都被杀死。随后,吕嘉派人函封汉使者的使节,连同为自己开脱罪名的谢罪信,放在汉越两国之边关上。同时派兵严守各个要塞。

元鼎五年秋(公元前110年),汉武帝调遣粤人以及江淮以南楼船将士10 万人,兵分五路,合击南越。伏波将军路博德从长沙国桂阳出发,沿湟水南下。楼船将军杨朴,从豫章郡下横浦,从江西进入南雄。这两路均取北江而下,直捣番禺,是五军中的主力。原是粤人,后投降了汉朝的两名归义侯郑严、田甲分别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零陵出发,一路沿漓水入今广西郁林,一路到苍梧。这两路军队利用灵渠与湘江水路,直逼番禺。驰义侯何遗带领巴蜀罪人以及夜郎国的军队,沿牂牁江,取道西江,会于番禺。

这场战争相持了1年多,到第二年冬天,即公元前111 年,楼船将军杨朴才率精兵**攻陷了广州城西北的寻峡、石门两道水上要塞,并且缴获了越方的粮秣船只,使汉军的给养得到补充。杨朴派人扼守石门,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到来。

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两军会合后,又以楼船将军为先锋,直逼番禺城下。楼船和伏波两军,分别驻扎在城东南和城西北。番禺城依山面水而建,经秦任嚣、南越王赵佗和吕嘉的多次扩建加固,池深城高。汉军围城多日,却未能破城。后来楼船将军杨朴纵火烧城,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军中设下营帐,专以官印来赏赐投降者。越人旱就听说过伏波将军的大名,又不知汉军有多少人,纷纷出来投降汉军。伏波将军又让投降的人再入城去招降。于是番禹守军瓦解,全部投降。

南越王赵建德和吕嘉率领亲信数百人逃入大海。伏波又询问投降的越人,知道吕嘉等人逃跑的方向,派人追赶。伏波将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擒住了赵建德,被封为海常侯,原是越国“郎”官的孙都抓住了吕嘉,被封为临蔡侯。

番禹城破,南越王被擒,南越王国官吏纷纷投降。其中有苍梧王赵光,投降后被封为随桃侯。桂林郡监居翁投降后,又下令瓯骆40余万人投降,被汉王朝封为湘城侯。南海太守弃,率城投降,其儿子被封为涉都侯。揭阳县令史定,降汉后被封为安道侯。将军毕取,率军投降,被封为侯。

3、南越汉衰,万春复王

赵佗高寿一百多岁,死后,南越国即走向了衰亡。

据《史记·南越列传·集解》所注,赵佗高寿一百多岁,逝世时,太子赵仲始已故,乃传位给孙赵胡。赵胡为文王,其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文王赵胡上书汉朝,利用外交手段,使汉王朝遣大军击杀闽越,为此,南越国不出一兵一卒而安边。

赵胡病死,由子赵婴齐为南越王,号明王。南越明王赵婴齐娶邯郸氏,生子赵兴。明王病逝,赵兴继位为南越王。其时,国相吕嘉连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其男尽与王女为婚,其女只嫁给王子兄弟宗室为妻,居国中甚重,权倾王室。吕嘉自恃权重势大,兴兵反南越王。赵兴因兵乱蒙难,吕嘉乃立赵婴齐长子,赵兴长兄赵建德为南越王。并遣人告知苍梧秦王赵光。

元鼎五年(公元前111年)秋,西汉武帝刘彻闻南越兵变,派大军平乱。苍梧王赵光迎西汉大军,并助大军平南越,南越国亡。

赵佗后裔之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赵夫人赵氏贞和其兄赵国达,兄妹二人为九真郡军安县(今越南清化省赵山县)人,公元248年领导当地人民起义,反对吴朝的统治。后来,赵夫人死于松山(清化省厚禄县),人民在松山上修筑了赵夫人庙,并称其为"女皇帝"。赵肃和赵光复父子,为朱鸢县贵族,公元544年助李贲创建万春国。李贲为感谢赵肃父子的相助之功,特在京城建一新庙宇,取名为"开国寺",册封赵氏赵夫人为神。后来,李贲逝世,赵光复自称赵越王(公元548--571年)。

4、赵氏贞女   万古流芳

赵氏贞(225年-248年)在越南民间的尊称,又称赵贞娘。是3世纪中国的吴王朝统治越南时期对抗吴王朝的女战士,她曾领导越南孙吴独立的起义,被越南人视为民族英雄。她被称为越南“圣女贞德

她于225年10月2日出生于九真郡军安县(现北越南地区的清化省赵山县纳山一带),这个地区当时在中国三国时期东吴的统治之下。

赵氏贞和兄长赵国达,是当地有势力的首领,父母早亡,与兄嫂相依为命。在她20岁的时候公元(248年) ,对于吴国的统治无法忍受赵夫人逃到丛林兄妹在这里集结了至少千名女性和男性组成了军队,发动起义。有人劝她应该出嫁,不应该“作乱”,她回答说:“我要乘劲风,踏恶浪,斩杀东海的鲸鱼,驱逐吴军,光复河山,砸烂奴隶枷锁,决不卑躬屈膝地做人家的妻妾!”

传说赵妪身长9尺,胸长达3尺,作战时将其绑在背上,身穿盔甲,头插金簪,脚穿象牙鞋,骑在象头上冲锋陷阵。起义军多次打败吴军,曾杀死了交州刺史。交趾、九真二郡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吴军有言:“横戈当虎易,对面婆王难”。

赵夫人解放了部分越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23岁时已经阻止了吴国支援军的30多回进攻。她守卫了自己领土。她参加作战时身穿盔甲,脚穿象牙鞋,骑在象头上,冲锋陷阵。

然而不久战局开始变化。东吴特派名将陆胤做交州刺史,并率领八千名军队镇压起义。公元248年她的军队遭到吴国镇压,她解放的领土被吴国从新占领,她为了保持名誉,不死在人的手里,在松山(清化省厚禄县富田一带,现在这里还有赵妪的墓和庙)投河自杀。还有一种说法是被大象踩死的。赵氏贞成了越南人推仰的英雄,越南的许多道路都以她的名字命名,河内也有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指定国庆日来纪念她,

544李贲创建万春国。李贲为感谢赵肃和赵光复父子的相助之功,特在京城建一新庙宇,取名为开国寺,册封同为赵姓的赵妪为神。

赵妪作为女性,同征氏姐妹一样在越南享有很高的地位。关于她的文学创作也不鲜,甚至在越南的摇篮曲里也有出现。

然而就赵妪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尚有待考证。官方史书最早出现赵氏贞的文献是《大越史记全书》引《交趾志》,距赵贞的时代已有千年余。1788年阮文惠的檄文里甚至也没有她。

中国史书《三国志·吴书》证实248年交州确有起事:“交部骚动”。但并未提及赵妪其人。

5、赵氏三绝、后无来者

赵夫人,是吴大帝孙权众多的嫔妃中的一位,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中没有记载,但她的事迹却散见于多种文献中,是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女画家。

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吴主孙权赵夫人,是赵达的妹妹。

赵达,是河南人,《三国志·吴书》有传。年少时曾随从后汉侍中(侍从皇帝左右的官)单甫学习,又精研“九宫”、“一算”的学问,推算精微神灵。避难江东后,出任为孙权的太史郎,掌管推算历法。他的妹妹深受家学熏陶,勤奋好学,博识广闻,多才多艺,拥有当世无比的“三大绝技”,——机绝、针绝、丝绝。即织锦、刺绣和胶丝作轻幔。她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的地图。这在晋朝王嘉的《拾遗记》中有详细地记载。

一是“机绝”。她心灵手巧,就象是一台精密的织机,能在手指间用彩丝编织龙凤图案的织锦,大的超过一尺,小的仅有一寸,绝妙无比。

二为“针绝”。孙权在长期的行军作战中,很想有一位擅长绘画的人,邦助自己绘制一幅有山川地势,供行军布阵用的地图。赵达得知后,就把善长绘画刺绣的妹妹推荐给了孙权,于是便成为了孙权的赵夫人。

赵夫人的绘画,往往构思巧妙无双。她根据山川地形,绘制了一幅九州江湖山岳形势图。但她认为:“丹青的颜色很容易消褪无痕,不能长久保存,不如把它刺绣出来。”于是又把描绘的江湖、山岳、城邑等图案,绣在一块方形的帛上,进献给孙权,被称为“针绝”。因此赵夫人也被后人称为“画绣”的创始人。

此外还有一绝就是“丝绝”。江南的春夏时节,天气特别潮湿闷热,孙权休息时常常苦不堪言,为了通风纳凉,就只好卷起紫绡幔帐,但又多蚊蝇叮咬。赵夫人看在眼里,决心编织一种凉快的轻帐。她用发丝、丝线加工织成薄绢,裁制成帷幔。据说这种轻帐夏日里能习习生风,孙权因此常常随身携带,作为行军的幕帐,而卷起来又可以放在枕头里面,携带使用非常便利,被时人称之为“丝绝”。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说: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尝叹,蜀魏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

赵夫人以机、针、丝“三绝”著称于世。尤其在绘画方面,不仅能“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还能“绣作五岳列国地形”,这种地形图实际上就是山水画的一种,它的实用性要求作者具有较强的写实技能以及表现力。由此可以看出,赵夫人已具有了一定的山水画的功底,只是今天已无法看到她的真迹了。然而她的成就还是得到了后世的认可,有人称誉她“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是开启了山水画先河的**人。

赵夫人,以她自身**的才华,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位有记载的女画家。可惜的是她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妇女一样,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芳名,而且还被身后**的男人掩没了光彩,并在后来后宫的争宠中,受到了谄害,失去了宠幸而遭贬弃,最后竟失去了夫人的地位而不知所终,更不用说在《吴书·嫔妃传》中留下一席之位了。

三、隋唐时期

族风转变   盛世拜相

姓四人在唐朝拜相,是继汉封侯之后,又一大辉煌。

“天水”赵氏众侯王之中,营平侯赵充国功劳**,影响也**。其后人之中,更是出了一批名人杰士。赵充国之子赵卯为汉中郎将。其后还有赵融,为东汉大鸿胪;赵昂为益州刺使,奉敦煌太守。南北朝时,赵知礼为南朝陈国的右卫将军。赵融的十世孙赵温和赵逸兄弟俩,同为北魏显贵;兄赵温为中书博士,弟赵逸为宁朔将军,兄弟俩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流芳于世。其后赵贵为北周太傅,"封楚国公、晋公、护摄政。"

又有赵文表为北周大都督,赵昶为北周长道郡公。二人都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亲信大将,被赐姓宇文氏,赵昶赐姓宇文氏后,拜兵部中大夫行吏部。

汉隋之间,天水赵氏以擅长军事知名于世,其家族人员如赵迁、赵煲、赵芬等以军功获得了准宰相的高位,而到了隋唐时代,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以及选官制度的变化,朝廷崇尚文事。虽说没有形成如西方的文官制度,但文官的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其地位自然得以上升。赵氏家族适时地调整生存方式,既延续赵氏传统的崇武风尚,又致力于文事。隋唐两代,天水赵氏家庭之中的族人更是赫赫有名。隋朝时,赵芳为蒲州刺史,其长子赵元恪为扬州总管司马,其次子赵元楷为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使。也出现了不少文官,更出现了好几个位极人臣的宰相。

唐拜赵相   名士辉煌在唐代,赵氏居相职者共有5位.而出于天水赵氏则占了3位,他们是赵仁本、赵憬和赵彦昭。

赵彦昭,进士及第,累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耿国公。其祖父赵子迁,隋时官至鹰扬郎将.父亲赵武孟唐朝时官至侍御史,少时不喜读书,而热衷于打猎。有一次捕获了一些又肥又鲜的猎物,他将猎物献给母亲。母亲不但没有高兴,反而哭着说:“你不读书,却去无休止地打猎,我没有指望了!”于是不吃饭。武孟为母亲的教诲所感动,开始勤奋学习,终于博通经史,考中进士,当了大官。

赵仁本,唐高宗时宰相。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仁本为赵公辅直系后代,其五世祖赵瑶,曾任北魏河北太守。赵瑶是赵融的七世孙,而赵融则是赵公辅的十二世孙。赵仁本的祖父赵乾赞,隋时任幽州刺史,封阳武公。父亲赵玄极,为忻州刺史。

赵仁本自幼记忆过人,长于文书,贞观(627—649)初,累迁至殿中侍御史。自隋恭帝义宁以来.朝廷的诏书敕文多出自其手,每遇重大事件他都细心观察。暗自记录,不仅唐太宗很器重他,连一些大臣对他也佩服三分。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君,自登基以来.求贤若渴。任贤使能,用人之长,避其所短,从谏如流,闻过则改,严于律己,躬自节俭。在他的治理下,唐代国力迅速增长。是以贞观之治,至今为人歌咏。唐太宗又推行友好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外交政策,致使四方各国频繁来朝。有来有往,这是起码的礼节。一次,太宗拟派一名御史远使外廷。因风闻彼国内部矛盾重重,王好杀戮,加上路途艰遥。御史们多有难色。赵仁本毛遂自荐,越级出使。临行前他对治书侍御史马周说:“食当朝俸禄。就要为皇上分忧。我虽知此行路途遥远,颇多凶险,但为国为君.我在所不辞。”后来他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安全回到长安。唐太宗非常高兴,升他为吏部员外郎。

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赵仁本升迁东台侍郎。同东西三品,旋转为司列少常伯,参知政事,但由于与右仆射许敬宗有些怨隙,为其所谗,被罢知政事,改授尚书左丞。因此,赵仁本在宰相位置上的时间并不很长,加上唐代太宗、高宗两代,政事堂会议是朝廷的决策机关,所以他当时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但他还是做了不少有功与朝廷的事,史书说他与当时的另两位宰辅孙处给、乐彦玮“并有名迹”咸亨(670—673年)初,赵仁本卒于任上。其时,"武将还有赵才、赵道兴等等。

由于甘肃天水的赵氏脉系之中,出了如此众多的显赫名人,达官贵族,故《氏族曲·赵姓部纪事》之中,只言"天水赵之望也。"直到涿郡赵氏之后赵匡胤夺得天下之后,天水赵氏望族地位才被赵宋宗室代替。

四、大宋时期

1、陈桥兵变   巧取天下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东京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他的部下把一件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这就是“陈桥兵变”。夺后周政权,称帝于开封,建宋朝。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定都东京,史称北宋。

公元960年春,在赵匡胤等人的指使下,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长官派人谎报军情说,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打后周,声势很大,请求派兵援助。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不辨真伪,就急急忙忙地派赵匡胤带领全国的精锐军队前往抵抗。

赵匡胤率领大军走到陈桥驿,就停了下来。当晚在他的策划下,发动了“陈桥兵变”。由一个亲信提出立赵匡胤当帝,众将赞同。然后由赵光义和普率领众将部署好军队,又连夜派人回开封给赵匡胤的心腹、镇守京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送信,要他们在京城内部策应。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公元960年1月4日凌晨,陈桥驿四面突然喊声大起,声震原野。赵匡胤酒醉刚醒,急忙走出帅帐查看,只见外面早已站满了手执武器的将领。众将一见赵匡胤,齐声高喊:"诸将无主,愿推点检做天子。"然后,一拥而上,把赵匡胤拥进帅帐,有人把事先预备好的皇帝穿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众将一齐跪下,高呼“万岁”。不久,赵匡胤率军回到京城,废了柴宗训,坐上皇帝宝座。经过十几年时间,北宋陆续消灭其他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tuán)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2、杯酒释兵权   巧定乾坤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既不伤君臣和气,又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是历史上有名安内方略。

宋太祖赵匡胤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为赵姓家族夺取了天下。赵匡胤从自己黄袍披身的经历之中,深知掌握禁军兵权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亡国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并迅速取消了殿前都点检的官职,从此不再设置此职。

赵匡胤登基为宋太祖后,为了嘉奖参与及支持陈桥驿兵变的禁军将领,特升任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等等。公元961年,即赵匡胤登基当了皇帝的第二年,他见政局已经控制,赵姓宋王朝正如旭日东升,于是决心解除这些禁军重要将领的兵权。这年闰三月,赵匡胤解除慕容延钊与韩令坤等人的禁军主帅职务,宣布殿前都检点一职不再设置,让这些禁军主帅到外地当节度使。因为石守信是自己的拜把兄弟,就让其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此后,宰相赵普多次向赵匡胤提出不应该让石守信等长期掌握禁军的人继续留任,宋太祖起初并不介意。后来赵普对他说,如果石守信的部下有人作孽,拥戴他们,仿效陈桥驿兵变,将黄袍披到他的身上,这时,石守信还会忠于赵氏家族吗?此话使宋太祖不寒而栗,遂下决心彻底解决禁军将领的兵权问题。

进一步收禁军兵权的由赵普出谋画策,待一切安排好后,于公元961年7月初九的晚朝时,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留下来喝酒。当酒兴正浓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石守信等人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得不到的宝座。但是,你们是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的艰难呀?我自从做了皇帝后,每夜不是睡不着觉,就是睡觉了做恶梦,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忙问为什么?赵匡胤说:“这是非常清楚的,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此话中有话,都慌忙离席下跪说:“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天命已经确定了,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马上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就难保没有异心了。他们想富贵,一旦以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虽然不想当皇帝,能够办得到吗?”一席话,使在席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慌得哭泣起来,要求宋太祖指明一条"可生之途"。赵匡胤于是缓和了口气,开导众将领说:“人生在世如白驹之过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贪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多娱乐,使子孙免致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自己也可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赵氏宗室也同你们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两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是明了,这是用经济手段来换取兵权,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能够使将领们接受的。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的话已经说得这样明白,丝毫出不留存回旋余地,加之当时宋太祖的权威如旭日中天,不可动摇,于是只得俯首听命。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都上表说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这就是历史上**的“杯酒释兵权”。

事后,赵匡胤遵守前约,与这些解除了兵权的禁军将领结成姻亲,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之女则嫁给赵匡胤的三弟赵光美。

“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的将领。并将禁军的权力一分为二,设立殿前都指挥使、步兵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三个指挥使互不统帅,都直接听令于宋太祖。与此同时,赵匡胤还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专负调兵权,这样又把三个指挥使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分开,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杜绝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了兵变的发生。

3、斧声烛影   金匮之盟

弟不传子,是赵家王朝的“金匮之盟”,但这也造成了千古疑案,斧声烛影,成为野史大肆渲染的传奇。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他通过战争消灭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定的局部统一的基础,使北宋出现了一百多年局部统一的局面。天宝九年公元976年10月20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在夜间逝世,终年五十岁。当时他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没有由儿子继承,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即赵匡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号太宗。为什么赵匡胤逝世后,将皇位传给弟弟,而不传给已成人的儿子呢?因这中间有一个“金匮之盟”的秘密。

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即赵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皇太后杜氏得了重病,即将去世。临终前,曾召见赵匡胤与赵普入宫,立下遗嘱。当时杜氏对太祖说:“你知道这个天下是怎样得来的吗?”赵匡胤回答说:“都是祖宗和太后的功德。”杜氏说:“不对。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主天下的缘故。如果后周世宗柴荣逝世后,他传位给一位有名望的年长的后裔当君主,你又怎么能得到皇帝的位置呢?所以,你百年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你的儿子德昭。四海至广,能立年长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气。”赵匡胤为了安抚母心,当即表示一定遵从母教。杜太后就让赵普当场在榻前记下这些话作为誓书,藏之宝匮,由谨慎可靠的宫人掌管。

十五年后,赵匡胤病逝,传位给赵光义,而未传给儿子德昭和德芳。对知情者而言,这是宋太祖在谨遵太后杜氏的遗嘱。但当时朝野上下几乎都不知“金匮之盟”,于是认为这是件怪事,于是众说纷纭。当时野史上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斧声烛影"的故事。

据说,宋太祖听了一个江湖术士的话,知道自己气数已尽,急召赵光义太宗到宫内酌酒对饮,安排后事。当时,宦官和宫女都不让在场,只从远处见到烛影之下,赵光义有时离开座位,作推辞的样子,后来又看到太祖起身,拿起一柄柱斧砍地上的雪,大声对光义说:“好做,好做。”最后,太祖解衣带就寝,赵光义也于当晚在宫内留宿。到凌晨,太祖就去世了。还有的传说更为离奇,真实情况与详细细节已无从考究,只能以“金匮之盟”作出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但由于野史的渲染,“斧声烛影”竟成了千古之谜。

在北宋的赵姓皇帝之中,宋太宗赵光义也算得上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早在后周时,他就随其父兄开始戎马生涯。他参加组织了陈桥兵变,后又任职重要的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宋太祖外出时还作为东京留守,坐镇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权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出现什么波折就顺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先后削平了五代最后三个割据政权吴越、漳泉二州十四县、北汉,奠定了北宋的疆域和北宋局部统一的规模,并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宋朝的长足发展和进一步繁荣。

宋太祖赵光义在位二十一年,公元997年逝世。他没有遵守"金匮之盟"的誓约,传位给他的弟弟赵光美,反而借故治赵光美的罪,宋太祖之子赵德昭也被他逼得自杀了。宋太宗将皇位传给了第三子赵恒,是为宋真宗。由于宋太宗不守誓约。故出现了宋代野史上所说的:“宋太祖'转世为斡离不,灭北宋,杀太宗子孙几尽”的传说。

4、御驾亲征   封禅闹剧

公元998年,宋太宗第三子赵恒(即赵元侃)继位,是为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宋真宗时,北方辽朝已兴起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不断向宋朝进兵侵犯。公元999年、1001年、1003年,辽兵连续三次入侵宋朝边境,作试探性的行动。宋真宗却不辨虚实,在辽兵撤兵后,亲自作了一首《喜捷诗》题于大名府行宫的壁上,并对临阵逃走的将领廷召等人的虚报战功不但不追究,反而加官晋爵予以奖赏。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是,宋将王继忠在前线战斗时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朝,并娶了辽朝肖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吏,并宣誓要"为辽尽力"。宋真宗却以为王继忠战死疆场,于是下诏赠官褒奖,恩泽其后人。这些昏庸之事,充分反映出宋朝的第三代皇帝已非前两代皇帝了,智谋的低劣预示着了国势的衰落。

公元1004年2月,辽朝对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辽军一路所向披靡,越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长驱直入,向黄河边挺进,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

这时,宋朝举朝震恐,在如何对付辽军进攻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的意见。在主张迁都的大臣之中,其意见又有分岐。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真宗跑到成都。惊恐万状的真宗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于是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坚定地回答道:“应该先斩献策迁都的人,然后北伐。”寇准告诉宋真宗,击退辽军有上、下两策。上策是宋真宗大驾亲征,这样全军将士振奋,军威倍增,可一鼓作气,退辽军而固边疆。下策是宋真宗坐镇京都开封,坚守城池不退,并出奇兵骚扰辽兵后路,断其粮秣,使辽兵因长期不得进展而疲劳涣散,再举兵反攻,亦可获胜。如果抛弃在开封的宗庙,跑到楚、蜀去,必然会人心崩溃。那时,辽军乘胜长驱直入,宋朝少则失去中原大地,偏安于一隅;多则尽失天下,宗族尽灭。

宋真宗接受了寇准的上策意见,于公元1004年11月率军离京向河北进发。这时,辽军已抵达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威虎军头张环的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一员大将,士气大为低落,被迫暂时稍为退却。正在此时,宋真宗在寇准的陪同下渡过黄河,抵达澶州北城,这给因杀辽军主将而刚刚抬头的宋军士气注入了兴奋剂。宋军将士士气由此大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连驻扎在数十里之外的辽军大营也能听到宋军的欢呼声。

宋真宗的率军亲征,这是辽军万万没有想到的。辽军完全没有料到宋朝还有寇准这样有作为的宰相,加之已损失一员大将,如果再与宋军在宋朝腹地澶州相持,时间越长,对辽军带来的危险性固然越大。于是,辽朝统治者就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迅速脱离危险之地。

就宋朝而言,宋真宗虽然御驾亲征,其实并没有打胜的信心。就在率大军出京城开封时,已预先派曹利用出使辽朝,商讨议和之事。这样,宋辽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都迫不及待地想同对方达成和议。双方于是通过使臣往返商谈,经过讨价还价,于当年十二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辽成兄弟之国,辽皇帝那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宋朝每年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向辽朝交纳;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两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和商业活动,大大地有益于中华文明在宋朝的繁荣和长足发展。

真宗毕竟是个糊涂皇帝,刚天下安定,却又大搞泰山封禅的丑剧,劳民伤财。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如若利用安定的社会环境,发展生产,振兴国势,必定是大有作为。可惜,他听信小人的谗言,闹了一场泰山封禅的闹剧,蠹政耗财,致使其子赵祯(宋仁宗)继位后,面临着宋朝“积贫”、“积弱”的困境。

宋真宗亲赴泰山封禅,是受奸猾狡诈的小人王钦若怂恿所为。王钦若就是那个主张宋真宗迁都金陵的参知政事。他不甘心于寇准主张的成功和自己逃跑主张的失败,就想方设法诋毁寇准,以离间宋真宗同寇准的关系。

一日退朝时,寇准有事奏准先走一步,王钦若在一旁看到宋真宗目送寇准时流露出敬重的感情。王钦若于是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认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答“是”。王钦若就挑拨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大功,为什么呢? ”宋真宗大吃一惊,惊骇地问他为什么出此难解之言。王钦若回答道:“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城下之盟在《春秋》中被认为是可耻之事。澶渊之时,皇帝以万乘之贵而签订城下之盟,有什么能比这事更不光彩的呢!”王钦若见宋真宗脸上流出不高兴的神情,更进一步挑动说:“陛下听说赌博之事吗?赌棍在钱快输光时,把所有的剩钱都一下子押上,称为孤注。陛下在澶渊所为,不就是寇准的孤注吗!当时实在太危险了。万一失败,赵姓家族的社稷还复存在吗?”

王钦若的这番话,使宋真宗对寇准的感情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深知《春秋》上确实有“城下之盟以为耻”的话,而自己订的“澶渊之盟”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下之盟。加之寇准有点居功自傲,宋真宗于是于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将寇准的平章事(宰相)罢去,下放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当知州。并要王钦若想个办法,为自己洗刷掉城下之盟的“耻辱”。

王钦若见宋真宗人了自己的圈套,于是为其出了一个“泰山封禅”的邪主意。他对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天不如大搞符瑞,借天命以自重,戎狄就不敢轻看宋朝了。”并说皇帝如亲赴泰山封禅,是一个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并说,只要真宗赴泰山封禅,辽国的史官们就不敢在其国史上直书宋真宗签订“受耻辱”的城下之盟了。

按惯例,赴泰山封禅是要有“天瑞”出现才能进行的。王钦若劝宋真宗运用古代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办法,编造“天书”的骗局,以便亲赴泰山封禅。公元1008年正月,宋真宗布告天下,煞有介事地说他去年梦见天神下降,让他设道场敬天迎接“天书”,今天果然天降下二丈多长的黄帛,即天神所言“天书”下降了。于是一班昏庸的大臣齐拜称贺,宋真宗下诏改元大中祥符,群臣都因此加官晋爵。一场闹腾多年的天书、祥瑞迷信骗局就这样开张了。

“天书”造制出来后,紧接着就是制造请求宋真宗到泰山“封禅”的“民意”。宋真宗于是年十月,在一批达官贵人的簇拥下赴泰山封禅。泰山封禅后,接着的是赴曲阜孔庙。后又到毫州(今安徽亳县)太清官老子庙。为了这次迷信活动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兴土木,耗费十分惊人。仅宋真宗下令在京城建“玉清昭应宫”,作为敬奉"天书"的地方就用了七年的修宫时间,建宫殿二千六百一十区。仅宫中的“长生崇寿殿”中的三座金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

“天书”骗局从公元1008年起,一直闹腾了十五年,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方才收场。但其所造成的北宋政治腐败和财政空竭的问题,却继续影响到宋仁宗统治时期。

5、狸猫换太子   千古疑案

宋仁宗即赵祯,宋真宗之子。5岁(大中祥符八年)被封为寿郡王,8岁(天禧二年   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在位期间,屡遭西夏侵袭,军费开支庞大,国力不支。后任范仲淹为相,整顿吏治,施新改革,旋又废止。

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现在已很难弄清楚,凡是那些与刘太后不和的人均有可能向仁宗说明真相,但可能性**的当是“八千岁”皇叔赵元俨和杨太妃。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10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6、庆历新政   熙宁变法

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看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雍正是这样,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就像秦桧的莫须有为高宗杀岳飞提供了借口一样。吕夷简、欧阳修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要反对并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作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作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作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在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神宗继位这年,是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神宗继位的首件事,是遣孙坦送告给辽国,并以先帝的名义赐诏书给西夏和吐蕃国,但三国并没有来朝贺新主即位。这一年过得十分艰辛,五月遭遇大旱,六月河北出现大批流民,神宗认为,这是农民在躲避徭役的表现,因此当前的徭役必定有不合理的地方,遂诏告天下,向官员收集关于徭役的利弊意见,王安石借着这机会,以知江知府的身份,慨然上书,要求变法,神宗看到王安石变法书,似有所悟,但不置可否。

八月,京师附近出现地震,神宗将英宗皇帝改葬到永厚陵,九月,神宗诏告减税,不久,潮州地震,这个月,王安石新升任翰林学士,同在翰林院任职的,还有他与他日后最强劲的政敌司马光,其人彼时又兼任御史中丞,负责刑狱诉讼。十月,漳州、泉州、建州、邵武等地方相继发生地震,地方上水深火热,但朝中又无人可用,神宗忧心如焚,他多次让亲近的大臣举荐有才有德的人,并让考课院负责勘察各州呈递的县令业绩报告,发现有为官不当的,立刻予以治罪。

次年,天空出现日食,神宗因此改元,称熙宁元年,二月间,开仓放粮给河东饥民,七月,恩州、冀州黄河发水,淹没粮田无数,京师再次发生地震,且大雨滂沱,这次地震从京师一直波及到紧靠辽国的河朔地区,神宗深感忧虑,命令沿边的安抚司,时刻留意辽人的动静,担心其人趁火打劫,到了八月,京东出现大批河北流民,而地震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底。

皇帝在次年的正月,想到了王安石。他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他十岁这年,这个人已经写了万言书给他的祖父仁宗皇帝,说明社会贫困的根源,法制变革的重要,但仁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十九岁这年,开始对这个人有些认同感,现在,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他再次翻开这个人的建议书,见他写道:要改变当前积贫积弱的局面,就要善于理财,要抵御西夏、辽国、吐蕃的威胁,就要整军,而社会资源有限,如何有效的利用是关键。皇帝怦然心动,在他短短的一年任职期内,国家先后遭遇了旱灾、水灾、地震,原本已经不甚富裕的平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国库空虚,流民还在增加,土地渐次荒芜,而在河朔和西北,辽国、西夏正在日益强盛,各国在和中原往来朝贺礼节上也开始怠慢,这已经成为年轻皇帝的心结。

他将王安石诏来,想听他仔细的阐述,王安石这年四十八岁,从三十七岁**次上书仁宗皇帝到现在,整整十一年过去,他比以往更加成熟,但见解没有更圆融,反而更尖锐,他提出四条计策,来解决当前皇帝的难题:

一、想办法刺激农民耕作的热情。

二、让特权人士纳税。

三、训练农民打仗。

四、培养实干的读书人做官。

最后,他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神宗深受震撼,二月的庚子日这天,王安石出任参政知事,和陈升平一起,议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出生在小官吏家庭,其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他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并随父亲宦游南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开始漫长的仕途生涯,他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看他的官职就知道,他早年仕途平平,他站得不高,许是因为这原因,他深刻知道草根阶层的悲辛,不过他本质上并不是平民,他是读书人、士大夫,所以他最终成了改革家,而不是义军领袖,他同情农民,但并不替农民代言,说起来,他反而是地主的师爷,农民在他眼里,是生财工具,他针对特权人士,但并不憎恨他们,他只是认为,特权人士也应该为国家的富强做些贡献,他也不甚喜欢功名,变法后期,神宗皇帝因为顶不住太皇太后的压力,左右摇摆不定,他发现变法已经引起严峻的宫斗,遂提出辞官,挂冠而去,全不恋栈,归根结底,他就是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读书人,他想要做一些事,让国家富强起来。

【熙宁变法 功乎过乎】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兼新建立的制定与实施新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事,标志着熙宁变法的开始.二十多年来的地方官员开始的社会改革的实践,使王安石日益深刻地感受到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与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更是与国运兴衰,民生顺逆联系在一起。他现在既不能逃避现实,回到耕读和孝梯的领域里去,也不能瞻前顾后,走走停停,他现在已是如过河卒子那样,在计谋与胆略的凭恃下拼命向前了.在受命之前,他还可以从容思虑、纸上议政,而一旦相权在握,他只有夙夜匪懈去制订一项一项新法,去一步一步实施新法,将变法进行到底了。

早在提出“百年无事”等几个札子里,就早巳提到累朝因循旧制、理财无方而得出改革必须以理财为先的结论.在执相以后颁布三司条例的奏议中,更是明确指出要通过理财采达到节省均 输劳费、去除重敛、宽裕农民、民财不匮乏和国用丰足为理财主要目的.因为这与整个变法要改变“积贫积弱”面貌、实现“富国强兵尸总方针,总目标联结在一起,与改革其它领域的旧的体制、旧的面貌联结在一起。因此,纵观熙宁改革过程中,无可否认经济领域的推行改革,改变旧制居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了解这点,对于深入了解王安石的改革方略租变法实际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他表明在历代任何一次社会改革中,联结于上层建筑一切领域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总是居于**位的。

均输六路 贸利八方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宋廷颁布**项改革法令,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命条例司拟定章程,并任命薛向为总管六 路均输和平准的发运使.均输原来是转输各地贡品、调节四时丰歉的一种制度.汉代桑弘羊和唐代刘晏掌管财政,把均输与理财 贸利联结起来,开辟丰足的财源.王安石看到贡物盲目集中京师, 造成积压过多,物价下跌不敷运费,而有的物资则供应不足的情形.他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治理财政不可以没有一定原则,方针与方法,不可以放任商品自由流转,不可以不讲策略来控制商品、货币的流通量,来调节市场价格,这些就是条例中说的义、均,通、制、术的含义.当时,朝臣中有人责问他,你不是要使皇帝成为施行尧舜之道的贤君吗?怎么能以利为先,作为理财的原则呢?王 安石的回答是:为国家谋利,就是圣贤之道,就是**的原则.均输法和其它新法中正是渗透了为国家谋利是圣贤之道的指导思想.而当时反对言利而变法的一些元老大臣,正是在变法宗旨与内容上不能苟同王安石的这种主张.其中司马光虽与王安石私交很好,但在变法的一切方面,他公开向神宗表明:臣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寒暑不可同时!”他决不同意变法以敛钱为最高原则。从“议政”到跨开新法的**步时,人们对于王安石标榜的为国为民而效法先王圣贤之道的内在的含义,才算透过字面的“圣贤”的光环,而看到了“官利”的实质.随着改革进程而愈来愈看清为国家言利后面隐藏着的东西是什么。

神宗给予均输、平准大权独揽的薛向以自己组织班子、了解六路财政物资底细并进行调配的权利,给予了解朝廷从不公开的库存状况与国家年度预决算计划的权利,并且从内库拨出五百万缗(缗是一两银,一石米、一匹布、一贯钱的混称的计数单位)和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王安石在制订的均输法章程中明确规定“徒贵就贱”为均输宗旨.这句话的意思是避开物价贵的甲地而到物价贱的乙地去采购京城需用的商品物资,同时要贯彻避远就近的原则,以减少劳费支出。这看起来很正确的宗旨,但在实施新法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弊病:一是奸吏借徒贵就贱而变成贱买贵卖,运至高价之地从中营私舞弊:二是在打击大商人的名义下,巨贾勾结奸吏,从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流通购销渠道,中小商贩最受其害,三是东南六路百姓最受均输统购之害.王安石一次就令六路六百万石贡粮中之一半改纳现钱,农民被迫出祟二石之米以交一石之货币钱粮给国家,民怨沸腾,莫此人为之钱贵谷贱为甚.这就是王安石说的货币与商品流通量不可以不用权术的写照,四是薛向派遣耳目刺探州官隐私,然后勒索钱财物资,使人人自危,五是在国家垄断商品流通渠道的情况下,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矿产品得不到正常流通,严重阻碍商品,货币经济之发展。均输法就在朝野反对声中告终。原来立法的“良图”,结果变成了奸商贪吏侵吞民财的渊薮。当然,实施中的弄奸问题薛向首先应负罪责的.薛向在雇募私船承包运粮方面减少了损耗。这一点应该看到,另外还应看到包庇薛向罪责的还大有人在。

青苗农贷 夏秋两税

熙宁改革前广大农村小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高利贷正吞噬着小农,成为势家豪族地主摧残兼并自耕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久任地方官的王安石是完全了解的。所以,他早就制定了理财以农事为先,农事以去民疾苦,使之不误农时的论见。而农村高利贷与兼并的结合,正是把小农的手脚捆绑起来,使之动弹不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制订与颁布的青苗法,就其原先的本意来说,就是要使农民从私人高利贷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困难,使之不误农时而又减少兼并的威胁。就这个变法意图来说,是应当给予肯定的。青苗法不同于陕西李参的买青苗,也不同于鄞县时的低息农贷解决渔农出海捕鱼苗青黄不接的口粮困难,更不同于唐代刘晏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增加一笔青苗税以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它是包含着貌似农贷而实际上主要是理财聚敛的内容。

青苗法的具体内容包含着资金来源,结保借贷与按户等定额的原则,具体发放与收回贷款日期,贷款实际年利率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弊端与客观社会效果等几方面,兹约而言之。

北宋原来在地方设有常平仓,供灾年放赈、借贷和调节粮价年久失去作用,熙宁变法即移作青苗给资本钱。规定农村五等主户结保申请借贷,五等户一千五百文,以上分级为三千、六千、一万、一万五千文,一年分夏秋两次借还:夏料正月三十日前发放,秋料五月三十日发放并回收夏贷,从名义年串定为二分,实际按借还两次,实际使用期九个月计算年利率为五分四,殷实户多借之贷款三分起息,实计八分一厘,加上陈米借出,新麦偿外,折计现钱等手法,实际利息高达二至三倍之巨,城镇坊郭户结保申请抵押借款,由于青苗法采取普遍摊派贷款和吏胥,豪富与奸商相勾结,控制青苗钱借还过程中的谷物市价而使农户深受其害。不少农户不能如期还债,或受追比监禁,或举新债还旧欠而积欠愈多永无尽期,或落入私家高利贷之手而被兼并田屋,破产流离失所,时人指责青苗法不过是增加在农民头上的夏秋两笔税而巳.新法实行才半年,副相张方平被贬官前,极育青苗之害,元老韩琦两次上书言青苗扰民,司马光说青苗法名曰便民,实质害民。神宗为之忧蹙,欲大用司马光。王安石说:光所说都是损害新政的话,所往来的都是反对新政的人,如欲用他,岂非鼓励别人反对新法吗?司马光也力辞军事副首脑之任命,劝神宗如能裁撤新法机构,废新法官员,不行青苗等法,即使不用我,我也受赐多了。不能不看到,王安石制订的青苗法,不过是用国家普遍摊派的高利贷去取代私人的局部的高利贷,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就势必摧残小农,而所聚财富不仅无益再生产,反而使农民破产失地.这就是“民不加赋面国用足”和“散惠兴利”、“公家无所利其入”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新法一开始就始终处在不断捧斥旧官员,任用新官员的党争逐步激化的过程中.王安石迫于竞争与国富压力而以退为巩固权位,年轻的皇帝不能不依靠他。

农田水利 泽布九州

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提出建议的官民,清查荒地,制定整治河道规划和鼓励农民出钱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新法主要内容为:实行“垦户责任相保”制度,鼓励垦荒,五年免税,兴修沟渠陂塘以提高捧洪蓄水灌溉之能力,引河水淤泥溉田以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实行对水利官民考绩奖惩制度,建立淤田司,浚河司拨给经费以管理。

在官民结合共同努力之下,新法取得了显著成效:唐、邓、妆,襄诸州荒田得到开发,安置了大量流民,金州县民葛德出私财修成长乐堰受封赏,都水丞俞充提倡淤泥法改造良田八万顷,治理黄河方面也取得了开二股河分洪,使用李公义、黄怀信献制之“铁龙爪”,“浚川耙”新工具而使疏导黄河淤泥的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贯彻这项新法实施中也积累了一些历史经验,主要为:一是引潦入海,排涝夺得良田四千二百余顷,二是以工代赈,淮东转运副使蒋于奇雇民工百万,修扬之三十六陂,溉田九万顷,活民八万四千,三是石门创口开渠至三限口与白渠会合,溉田三万顷,还有其它许多具体成绩。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共兴修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这是熙宁变法中真正于民有利而取得较大业绩的一项新法。宋廷并未从中聚敛,相反的是拨出了一定的经费,而神宗出内库钱赞助铸造铁龙爪等大批当时来说是新式疏治黄河之工具,可为难得的封建君主。当然,新法更多是靠民力民财,而国家投资不多。

省兵置将 厉行保甲

在新法实行的**年里,王安石还裁减禁军,归并军营,缩减编制,整编多余军官以及缩并殿前指挥等“省兵”措施。这次整军活动的结果,使熙宁年间的禁军总额从六十六万,缩减为五十六万左右.与此同时,精简军队也及于厢兵。

熙宁三年(1070年)是变法的第二年,发生了许多与王安石及新法关系重要的大事:首先是作为立法与新法实施的独立机构,皇帝命令建置的三司条例司被裁撤,将有关职能与人员划归中书省及司农寺掌管。这个机构的兴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反对变法的朝臣旨在削弱王安石独掌变法的权力。但改革既要进行下去,就势必要给王安石以更大权力。是年十二月韩绛、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

是年七月,经略使蔡挺以所辖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名分为五部,置将统率。神宗准予在各路推广,这项新法是后来形成“置将法’的开始,改变了百年采将不知兵的旧法。十二月,宋廷下令废止军队长年不断调防的“更戌法”,使军队在将领统率下相对稳定地驻防地方,有利于训练和提高战斗力。

是年十二月颁布“畿县保甲条例”,主要内容为,一是确定十家为保,五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选择殷实上户担任保长的组织法和阶级厩剐,二是确定保甲承担值夜,捕盗义务及连坐法,三是定期轮训保丁和大保长,四是定期考绩,选拔奖励有功人员。熙宁五年部分保丁取代厢兵之巡检职务.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保甲由司农寺改隶兵部,归枢密院统一指挥。

截止熙宁九年(1076年),京畿及各路在编的保丁约计六百九十三万余人,正规受训者约五十六万人,说明保甲法是得到切实施行的。由于保丁是无偿义务兵役,劳役和经济上负担很重,因此,类似断指自残以避役者并非虚构之事,更由于王安石创保甲法的根本目的是以民防民、以民铡农。以民制兵、以民代兵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一切正义之人民反对这个压迫人民之工具,但一切执政者总是强调其维护治安,防御外敌的作用,而美化并发晨其职能,使之成为摧残民主,残害志士,压迫人民之工具。王安石成为这项新法的始作俑者。

免役法兴 国库充盈

是年十二月宋廷颁布免役法条例。旧差役法按农村五等主户分别承担州县衙门及乡里之职役与力役,从事管理府库、粮仓,运输贡品、征收赋税、充任弓臂手。壮丁及一应劳役之事。由于衙前、里正,誊长等职役事属基层政权职能,向由上户轮充,以赔累破产危及农村之阶级基础。故王安石制订免役法,按五等户尉出钱免役(或募役);并规定愿不服差役之官户;单丁、女户、寺观户也一律减半出助役钱。实施过程中又改以重定资产等级或以田税、籽种敷定缓纳免役钱外,加纳二分免役宽剩钱,又增收千文之五的头子钱。据熙宁九年收入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对照主户数的每户每年纳一贯,是年支出募役钱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实存宽剩钱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则宽剩率达百分之六十,远过二分之数。熙宁期间免役法弊端最多.侍御史周尹指出出钱未能真正免役,民间输役一切如旧,天下都说朝廷聚敛,不无疑怨。其实是民怨沸腾,这就揭露了王安石说的免役法均平如一,减轻了农民负担是欺骗。免役法的实质内容,是王安石将原来敷年一次轮流之差役,变成年年应承担之普遍差役制,借以去除上户之特殊负担,并按普遍差役向全体主户征收免役钱和助役钱,除一部分用于雇役以外,使国家每年增加现金免役钱收入。不难看出,王安石先是普遣摊派不同等级之差役,逼迫农民与助役户按雇佣劳动特殊商品之市场价格,用货币赎回强迫自己提供之无偿劳动力。变法官员胥吏,就是通过将户资产任意升筹的办法,以提高征收无偿劳动者的绝对劳动量的货币颤,又通过压低雇募劳动者的支付颤(甚至到后来分文不给),来达到扩大国库与地方府库净收入之目的就是所谓理财有其法。奖赏有其术、实际为国富,官富服务的免役法的本质和真相。这就在实践上无可避免地必然产生一系列社会悲剧后果,差役法时担任主要职役之上户,现在仅仅支付有限之免役钱颤而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普遍劳役法之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以钱满为患:社会市场银贵谷贱,农夫无隔宿之粮,何来再生产之能力,社会阶级矛盾达于沸点。王安石对此归咎于吏缘为奸,他不肯承担这是他把免役法作为理财手段的必然结果之罪责,而说什么“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强调变法前亦有此现象。然而,他不敢承认差役法衙前役使少数上户破产,而现在则是大量下户流离失所的事实。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采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不能不看到,九百年前我国已有了从实际出发的科举、学校制度。当时也存在投书于王安石名下营私附党的幸进之徒,最终破坏了变法。这年秋,王安石刊刻儿子王芳的策论文章出售于市,果然使神宗觉察而录用为祟政殿说书的潜在目的。一向标榜狷介清高的王安石在革新科举制的同时,又小施权术杷儿子王芳安插于皇帝左右,以为耳目和影响神宗对新法视听,进而为王芳谋特进之机,这是王安石思想品格的另一个侧面写照。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决不会自己去获取私利。这个侧面说明王安石复杂的思想中,确实有此目的,不挥手段的刑名法术杂家思想的成分,使他标榜法圣贤而行动上却循名而不责实。

同年八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曾在熙宁初进《平戎三策》的原州治刑狱曹官的王韶被任命为独挡西夏军事方面的洮河安抚司主管。此后,王安石与王韶之间一直保持着指导的特殊关系。这是王安石要为“强兵”找到可靠的执行者,同时,也把相权伸进了军权领域,不难看出他是有私心的。

同年十月颁布任子法,要求对官员子弟同样贯彻择优录用原则,以克服恩荫之滥的弊病;联系王安石为儿于王芳谋捷径的做法,又不能不看到其言行不符,这是变法一定要失败的先兆吧?

熙宁五年(1072年),有几件重要事件之一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党争激化。王安石竟至采取在京城设立武装特务——逻卒一来察访“诽谤”或一般议论改革时政的反对者,目的是钳制舆论,走到与秦始皇惩办“偶语’与“腹诽”一样的武力镇压政治犯的道路上去了。

堂堂市易 皇皇求利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王安石颁布市易法,这是他改革商业体制,继通过均输法确立商晶运销流通领域的国营商业体制以后,在京师及各路通商城镇建立国营销售与商贸的体制,把条条与块块组合戒商业网。市易法实施过程中,建立统辖全国的都市易司,由吕嘉问为都提举,地方分设市易司、务,宋廷拨内库钱,地方盐钱、度僧牒钱为本钱,延聘私商掮客参加经营活动。上至内廷珍宝供奉、下至水果零售,均在统销之列。市易司名义上肖有对行贩,小商之抵押借款业务,但实际开展不多,此外,也开发边疆贸易,充实军需物资,市易活动最早就是由王韶倡办的。

市易法的实施带来的弊病板多,这种国营垄断商业机构,势必摧残商品货币经济中萌发的新因素,排挤商贩的正当活动,官吏与豪商勾结,使正常的市场价格不能稳定,小商及居民深受其害。三司使曾布揭露吕嘉问重利盘剥行商,文彦博愤于果品专卖而指责“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的做法,关键仍是王安石将市易法列为理财聚敛之手段与目的,而失去积极意义。

保马方田 三经一德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安石参照旧户马法而制订“保马法”,改革旧徒设马场而养成无几之马政。国家给马驹或马价,给以少量报酬,责成京嵌及五路义勇保甲户自愿承养一至二匹;建建立结保赔偿与定期交马制度,使战马养成于相宜环境之中,取得恩宠实效。由于王安石法意之主旨,在于利用养马户之廉价劳动力以减少财政开支,所以,一旦马匹伤亡,病民之弊就更为突出了。

同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子京畿、京东、河东、河北、陕西等路施行。这是因为大土地兼并发展至争夺国家控制之土地,而官户富豪地主兼并土地,采取隐瞒逃税的办法,破产小农则失地而税存,这就使统治危机加深和统治内部矛盾突出。王安石制订的方田均税法,旨在限制兼并,夺回国家之权益和改善小农之处境。条例规定丁清丈办法,计算单位,土地等级,纳税等额、地权执照与登记账籍等一整套措施,选拔官员主持实施工作。但由于兼并之家充任大小甲头,勾结胥吏从中破坏,旧有弊端无法完全去除。在实行十四年之后才清丈二百四十八万余顷,不及耕地半数。神宗逝世前知方田均税法扰民而罢。

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建立经义局,王安石主其事,子王芳与吕惠卿同为修撰。主要是变法中各方人士对“法先王”之认识各异,为统一思想,王安石就想从统一“诗、书、礼’三经的认识入手,来改变旧的混乱矛盾的注解,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新解。《三经新义》就是在取信神宗、反击反对派和统一变法队伍认识的需要下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王安石对经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不满足于旧学派的牵强附会,而要求臻于真知之境,因此,在注释《三经新义》中,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直至熙宁八年六月始进呈御览,神宗命颁行于学官,成为上至太学下至县学的钦定教科书,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王安石也面临着经义本意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常常受制于变法实用与理财实利而别作经解,这说明在思想言行上自己未统一于儒家经典的本义。所以欧阳修说他在青苗取息高出“周官”一倍时,是打着先王之名,而行聚敛之实。

河湟收复 流民图展

是年十月,王韶在王安的支持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里的大胜利。神宗临戴宸殿受朝臣贺,对王安石说,当初我信心不足,幸赖你助我,才有此成功,遂解所佩玉带以赐之,这是对王安石的殊宠,可惜只是县花一现,政治舞台上的风云骤变。

尽管王安石回答过神宗关于天变不足畏,人官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质疑,但神宗并没有真正受“三不足”思想的洗礼。熙宁七年(1074年)春,河北等地旱象严重,九月不雨,兔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时曾受王安石知遇之恩的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见新法招致天怒人怨,欲猛醒王安石,遂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或身无完衣,或拆屋纳钱,种种惊心怵目之状,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饮泣。遂于次日发常平仓粮赈灾,几尽罢新法,是日果然降雨,民间欢腾,以为罢新法而患天怒.朝臣入贺,问所原因,神宗出示《流民图》。于是有人追究擅发急件之罪,而郑侠几乎长禁。吕惠卿,邓绾劝帝不能轻信郑侠之言,而尽废新法。神宗在考虑皇帝威严与新法之命运关系后,废除方田均税法外尽复新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神宗下罪己性质的求言诏,司马光感泣而上书,仍请罢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及西夏用兵,这道诏书与札子决定了王安石不能再留在相位上了,他六次上书请求解除机要职务。太皇太后对神宗说,民间怨青苗、免役,不如暂罢其相。这里寓有明罢暗保之意。这样,王安石终于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的新职衔,于六月十五日回江宁就职,已是五十四岁了。临行荐韩绛、吕惠卿为宰、执以自代。

在此后的不到一年里,吕惠卿恃才傲物,排斥韩绛而独揽相权。他看准神宗也是个“要钱皇帝”而实行“手实法”,以盘对民产,提高户等来增收免役钱额,至此,免役法已完全成为掠夺民财法了。另一方面,想用所谓“特赦”的办法,使王安石永远不能恢复相位而启神宗之疑。韩绛劝神宗复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下诏复相,王安石没有谦辞,而匆匆赴任。

7、六贼乱朝   靖康大耻

宋终于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六贼”独揽大权,朝政一片混乱。

公元1100年,宋哲宗在位15年(亲政仅六年)后病逝,他没有儿子,由其弟端王赵佶继承皇位,是这宋徽宗。

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吟诗咏赋,能书善画,宋人说他文采风流胜过后唐李后主百倍。他对玩乐特别嗜好,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乃至踢、谐谑等等,他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的人,不论朝中大臣、宫廷宦官,还是市井流浪汉,都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有个叫高俅的人,本来是个听差,因为长于踢,宋徽宗就很赏识他,当上皇帝后不久,就升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让他统领禁军,并且很快就授予高俅“使相”的头衔。曾同高俅一起在端王府邸当随从的人看到高俅一再升官,就要求宋徽宗对他们一视同仁,宋徽宗则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在宋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之中,最受信用的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等人,一个个都势焰薰天。蔡京长期被任用为宰相,中间虽然曾经三次罢相,但三次都很快复相。蔡京儿子六人、孙子四人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其党羽也个个飞黄腾达。王黼为人多智善佞,宠倾一时,是蔡京致仁以后的宰相。童贯为宦官,长期掌管枢密院,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权倾四方,依附他的人都得高官,他的仆人也都得显官。梁师成也是大宦官,掌管御书号令,宋徽宗赵佶喜欢用“御笔”发布命令,梁师成可以上下其手,所以权势薰天,连宰相王黼都把他当父亲侍候,权贵蔡京父子个个都对他毕恭毕敬,京城的人称他为“隐相”,执政大臣和近卫侍从官大部分出于他的门下。朱虽为外官,因长期为宋徽宗搜刮奇花石,因而得到特别宠信,凡对他奉承的人,想做什么高官都可以如愿,凡不依附他的人,很快就会罢官,被称为“"东南小朝廷”。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五人,连同后来为宋徽宗搜刮发财而干尽坏事的宦官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贿赂公行,甚至公开标价卖官。当时曾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歌谣,揭露蔡京等人公开卖官的行径。

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六贼”投宋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大兴土木,在江南收集花石运进京城。“花石纲”的沉重压迫,终于激发了宋朝中期两次**的农民起义,即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正当北宋赵姓王朝沉迷于“丰亨豫大”的淫乐之中时,北方的金朝兴起。公元1122年,金朝灭掉辽朝。公元1125年,金兵又南侵北宋,从河北长驱南下,直指开封。宋徽宗慌了手脚,急忙把京城的全部禁军交给宦官梁方平,让他屯兵黎阳(今河南浚县),守卫黄河北岸;同时又急忙把皇位禅让给皇太子赵桓,即宋钦宗,自己则带着蔡攸、童贯等宠臣,沿汴河逃到南方避难,蔡京也跟着举室南逃。

统帅金兵南下进攻北宋的是金国右副元帅斡离不。斡离不形象长得酷似宋太祖,故宋朝野史上云,斡离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投胎转世。

公元1126年正月,斡离不率金兵包围开封,因遇李纲的抵抗,担心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故于同年二月在勒索贡品后率军离去。第二年春,斡离不又率大军攻破开封,1127年4月初一(靖康二年),斡离不把宋徽宗、宋钦宗及宗室、后妃,连同朝官共三千多人,一起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货、文物、图册等等,也被洗劫一空。这就是南宋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诗词《满江红》中所言的“靖康耻”。

北宋从公元960年宋太祖陈桥驿兵变至公元1127年春被斡离不(金)攻下开封而灭亡,历时167年。同年5月,在一帮大臣们的拥戴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王朝。不久,将都城定于临安(今浙江杭州)。随着赵宋政治重心的南移,赵姓族人也随之大举南迁。

8、父子同囚   魂断五国城

金军虽然退出了京师,但并未停止攻宋战争。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使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得以顺利南下,与东路军合围汴京,并于十一月攻占开封外城。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钦宗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徽宗哪有这份胆量?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钦宗返回。钦宗自入金营,备感屈辱,于无奈之下做了金人臣子,回想起来,悲痛难抑,不知不觉间泪已湿巾,至南熏门,钦宗见到前来迎接的大臣和民众,便嚎啕大哭。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毕竟还有众多臣民惦记自己的安危。行至宫前,他仍然哭泣不止,宫廷内外更是哭声震天。钦宗初赴金营,历尽劫波,三日后归来,恍如隔世。

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当时开封孤城之中,搜刮已尽,根本无法凑齐。然而,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7000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关于金银布帛,钦宗深感府库不足,遂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出资,其实就是抢夺。对于反抗者,动辄枷项,连郑皇后娘家也未幸免。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尽管以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如此丧心病狂地奉迎金人,但金人的要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金人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上次身陷金营的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此时,李若水等人也怂恿钦宗前往,钦宗终究不敢违背金人的旨意,不得不再赴金营。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开封一带雨雪连绵,天气冷得出奇。钦宗除了白天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外,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着眼前这一切,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转瞬之间,钦宗从贵不可及的皇帝沦落为金人的阶下囚,的确令人同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与其父徽宗一手造成的。

囚禁中的钦宗度日如年,思归之情溢于言表。宋朝官员多次请求金人放回钦宗,金人却不予理睬。靖康二年二月五日,钦宗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接受金人的邀请去看球赛。球赛结束后,钦宗哀求金帅放自己回去,结果遭到宗翰厉声斥责,钦宗吓得毛骨悚然,遂不敢再提此事。

金人扣留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数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钦宗。宋廷闻讯,加紧搜刮。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5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就连福田院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等各种人,也在搜刮之列。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16万两、银200万两、衣缎100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宋朝官吏到金营交割金银时,金人傲慢无礼,百般羞辱。自钦宗赴金营后,风雪不止,汴京百姓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为食,再加上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境况之惨,非笔墨所能形容。

然而,金人仍不罢休,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又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号称“金人外公”。开封府尹徐秉哲也不甘落后,为讨好金人,他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弄得开封城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金人还是决意废黜钦宗。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裂他的咽喉,割断他的舌头,至死方才绝声,可歌可泣!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金兵掠取的大晟编钟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徽宗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靖康二年四月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然泪下。四月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zhì)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七月二十日,徽宗、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九月,金人又将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建炎二年(1128)八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太宗。接着,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昏德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代李泌(bì)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在五国城期间,徽宗还与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钦宗。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绍兴五年(1135)病死。钦宗异常悲痛,身心受到沉重打击。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宋金关系有所缓和,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高宗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异地,因而他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恢复中原。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宋钦宗病死。然而,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钦宗死讯才传到南宋。高宗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高兴。七月,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宋钦宗死因另据《大宋宣和遗事》,1156年6月,金主完颜亮命钦宗出赛马球,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又不善马术,很快从马上摔下,被乱马铁蹄践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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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彻千年汉人心——靖康之难中耻辱的女性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

对于靖康之难,很早就在教科书上有所了解,知道它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最突出的是徽、钦二帝同时被金人掳去,被封为屈辱的昏德公、昏德侯。而对其他情况,特别是不能进入正史的女性的命运,却寡于见闻,并不知晓。近日阅读《靖康稗史笺证》一书,于暑热难当之际,却觉得心里阵阵发紧发冷,不禁为之感慨唏嘘。

这本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内含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

除**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特别强。记录的方式主要采用日记体,而且多是逐日记录,让你时刻感到危在旦夕的形势和气氛。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

在《开封府状》这本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那颤抖的笔触和慌乱的心神,有的段落甚至有点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之感。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女性的命运。

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像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有索要男童,可见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不幸。《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又据《南征录汇》,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开、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这些女性被宋廷当作牺牲品,进贡给金人。金兵将帅有时为了争抢美女,甚至会兄弟相残。据《南征录汇》记载,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在把守汴京南薰门时,“踞大宅,淫及陆所掠女”,可见这些被俘妇女俨然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

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犒军费,大概他们也清楚,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山穷水尽,根本无力筹措这笔钱财,他们的真正用意或许本来就不在金钱,而在于宋王朝的妇女。

《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这一罪恶的欲望:“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

很明显,他们不仅要占有宋王朝的国土和财物,还要占有宋王朝的女人,来满足他们的占有欲。要知道,所谓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

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开封府不仅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

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用情统计”后的明细帐: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上述清单中,被一次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竟然多达11635人!这是场多么大的劫难!

紧接这份帐单的是写有上述皇族成员姓名和年龄的一长串名单。上面写满了柳腰、青莲、春罗、蕙卿、朱红这些令人读后口齿留香、遐想芳容的姓名和十八岁、十九岁的青春年华,这些都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一个个美的化身,居然遭此摧残!更加不幸的还有许多儿童。在“皇孙女三十人”中,**的只有八岁,最小的仅一岁;在“王女二十三人”中,十岁以下的就有十四人。

几天后,这些女子陆续落入金人之手。

《南征录汇》记载,“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所谓国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统帅完颜宗翰。

从此,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尽凌辱。

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予处死,手段极其残忍。当时,有郑氏、徐氏、吕氏三位妇女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在这种威逼下,仍有妇女抗命不从。

初九、初十两天,又新押来九名王妃、帝姬,其中一人不从。下面是她与完颜宗望的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指宋徽宗)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随侍小奄屡唤娘娘自重,妇不自主,小奄遂自刎。

完颜宗望居然说得头头是道,将强迫妇女说成是女子应尽的本分,还认为这种抵押作价比宋廷征召民女入宫要宽厚优越,弄得这位妇女有口难辩,气塞语咽。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双方的心理。

类似冲突还发生在宋徽宗与金帅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之间。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的女儿富金帝姬,在一次宴会上,完颜宗望要宋徽宗将富金帝姬给设也马,宋徽宗不同意,理由是富金帝姬已经出嫁为蔡京的儿媳,不能不顾廉耻,再嫁二夫。完颜宗翰听后大怒,严厉斥责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很难得,这次宋徽宗没有示弱,抗颜申辩:“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结果被完颜宗翰呵斥出去。尽管宋徽宗比上面那位妇女强硬得多,但他与那位妇女一样,终究是个失败者,无法改变他女儿的命运。金兵撤退途中,设也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为妻,回到上京之后,更是得到金太宗的进一步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青宫译语》)如此形势,宋徽宗恐怕只能是忍气吞声了。

金兵帅府还下令让那些已经从属于金兵将士的妇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有些妇女不堪凌辱,先后自尽。如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郓王姬王氏自尽于刘家寺。许多女子不堪折磨而死,连金人自己都承认,“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其中包括十六岁的仁福帝姬、贤福帝姬、保福帝姬。

在金兵北归途中,被掳妇女继续受到金人的奸淫侮辱,《呻吟语》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又据《青宫译语》,连宋钦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时,都遭到千户国禄的威逼调戏,其他普通一点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伴的是,死亡更加严重。一支原先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山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金人的《宋俘记》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亡1500名妇女,死亡率将近一半。

那些幸存者结局也都很悲惨。一部分被送往遥远的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听从金太宗的处置。宋徽宗的郑皇后、宋钦宗的朱皇后被换上女真服装,上千名妇女被赐给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这些妇女都被迫入乡随俗,“露上体,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后随即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一部分在燕山附近被金帅赏赐给部下,许多妇女随即被卖进娼寮,甚至还被完颜宗翰拿去与西夏换马,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还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

《呻吟语》引《燕人麈》之语,说那些被分赏给金兵将帅的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作者还说他的一位邻居是位铁匠,“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从这令人咋舌的记载中,可以见出她们沦落到了何等境地!

使金被留的词人宇文虚中、吴激就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并分别为之作词,宇文虚中称这位歌妓是“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念奴娇》),吴激的《人月圆》最受后人赞许,词曰:“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这位宗姬引发了吴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但若要与这位宗姬相比,官任翰林待制的吴激真不知要幸运多少!

靖康之难给金兵统帅带来的是功名利禄,子女玉帛,而给这些无辜的妇女带来的是比男子更深重的屈辱和不幸。

9、泥马渡康王   惑世奇谈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康王赵构(就是后来的宋高宗)奉命北上与金人谈判,到达相州(今安阳),他得知金兵已经渡过黄河进逼开封,就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和谈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不料,他的谈判副手因为携带着金人的服饰标志,被磁州人当成汉奸杀死了。

小康王赵构于是仓皇南逃,被金兵一直追到象山县的剡江口。小康王举目一看万丈碧海,波浪滔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真是插翅难飞。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汉牵着一匹白马,走到康王眼前,一把将康王扶上马背加上一鞭,那马四脚腾空,跳入海中,一直跑到杨村乡缸爿山南麓上岸。缸爿山岩里留下了一只马蹄印。再从缸爿山北面入海跑到翔鹤潭。突然一跳把康王跌在地上。等他爬起来马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康王只得向前走去。走不多远,看见村边有一座庙宇,门上匾额大写“丁松庙”三个金字。进门一看,见东首塑一匹白马,马毛还在滴水,很象自己骑着过海的那匹马。他惊奇地说:“难道渡我过海的竟是泥马吗?泥马遇水怎么还不崩掉呢?”话刚说完,“嘭”的一声,那马崩掉了。

这时,康王听到马铃声由远而近,原来金兵追到。他立即躲在神龛里,向菩萨暗暗祝告:“我若有登基之日,必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象。”追来的金兵,看见康王逃进庙里,暗忖这回总可柯牢了,不想走到门口一看,只见到处是蜘蛛网,并无有人进去的痕迹,于是没有进庙去搜查,一直向西朝曹村那面追去了。康王等听不见人马声了,从里面出来,往北逃去。

金兵往西追了一程,看看连个影也没有,又回到了丁松庙,看见门口一大片蜘蛛网没有了,于是拨转马头,立即往北追去。追了一会,望见前面有一个人在奔跑,不是康王是谁,便催马加鞭,飞快地追了上去。

康王拼命往前逃,逃到爵岙村时,刚好村边有个姑娘在晒谷。他一见追兵已近,进村已经来不及了,只得要求姑娘帮他给躲一躲。姑娘一看是个后生,为难地四周一看,并无藏身之处。眼见追兵就要到来,她急中生智。马上提起一只空箩,叫后生坐在地上,用箩罩住,自言自语地说:“可惜我是女子,不能坐在箩上,怎么办呢?”康王在里面答道:“不要紧,寸板隔千里,箩底与楼板一样,你只管坐在上面吧!”于是姑娘坐在箩上,缠起脚来。

金兵追到晒场,并无人影,只见一位姑娘坐在箩上,不紧不慢的缠着三寸金莲,再看看四周也无藏身之地,就问姑娘,方才有否看见一个后生从这里跑过。姑娘一面缠脚,一面头也不抬的回答说:“方才有个后生慌慌张张地往西跑去。”金兵一听,就向道成岭方向追去。

看看金兵远去,姑娘就把后生放出来。这里天色已晏,姑娘对康王说:“天就要夜了,你还是到我家去宿一夜,明天再起吧!”康王谢过姑娘就跟她到家里宿了一夜。这一夜,爵岙村东边的狮子山,西边的白象山,被值日功曹和当方土地位拢到村口管头门。

第二天一早。姑娘的父亲引康王到白岩山脚,叫他翻过白岩山再往北走。就可到达明州(宁波),白岩山根本没有路。满山都是树木柴草。可康王走到那里,那里的树木就自动让开,形成一条山路。唯有檀树和柘树不买他的帐。偏偏不让康王。康王怒斥道:“黄檩硬柘罚落麻车(榨油车)”从此以后,打油用的工具就都是用檀树、柘树做的了。康王将到山岗时已走得口干舌燥,他就在一个水潭里喝水。这时水潭的里勘突然长出一棵茶树来,后来,这个水潭的水不论旱多久也不会燥。这棵茶树至今活着。

后来康王在临安登基称为宋高宗。他一面派钦差到爵岙迎接这个救命的姑娘进京;一面派工部到丁松庙重修庙宇再塑圣像。不想双竹桥村的百姓,听到皇帝送敕来丁松庙。恐怕村子被官司兵蹂躏。就到道成岭拦住兵,谎说只有景佑庙,没有丁松庙。工部人马听了众百姓的话,心里暗想:万岁在逃难中记错了字也有可能。就来到松岙村大修景佑庙。所以景祜庙的匾额有“敕赐”两字,表示庙名是皇帝钦锡的。庙中对联也宣扬神灵保佑高宗渡江的显圣事迹。香火也特别兴旺了。丁松庙的菩萨大怒,变作三脚老虎把双竹桥村的人吃得精光。

再说去爵岙迎接姑娘的钦差,到了村里一查。原来这位姑娘已经出嫁了。钦差只得回京复旨。宋高宗再下圣旨:封江南姑娘嫁时可用半付鸾驾(四人抬彩轿)。戴凤冠、穿蟒袍,作皇后打扮。

【相关联接】

传说宋钦宗弟弟康王赵构在金当人质,与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替而遣还他,要求换真太子来。这样赵构得以脱身,奔逃路上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城北的崔府君庙打盹儿,梦见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便不动了,一看竟是泥马。

这段传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归德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当时金兵逼进,赵构一路南逃,待金兵撤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开始了偏安一偶的南宋政权。因为徽宗、钦宗尚健在,因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于是高宗赵构利用了这种神话传说来表明自己称帝是秉承天意。

泥马渡康王,当然只是个传说,是当时的封建皇帝为显示“君权神授”而编造出来的。但白马庙在当时的杭州,的确是非常受重视的。历届朝廷都拨款修葺,规模不断扩大。这样的待遇在临安四百多处庙宇中绝无仅有。

10、两次和议   屈辱媾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为了实现他“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峰”的美梦,兵分四路南侵,不料在采石矶遇到了虞允文的顽抗,同时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称帝,使金兵发生了哗变,完颜亮被杀,南下之金军也无功而返。初登位的完颜雍无力对外用兵,故派出使臣首先提出和议。由于宋孝宗继位之后,张浚北伐,遭到了符离之败,为主和派抓到了口实,并且暗示金人出兵两淮,以迫和议。隆兴二年(1164年),金兵果然大规模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和约内容大体如下:

(1)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

(2)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疆界;

(3)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银绢从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二十万两、匹;

(4)宋割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予金;

(5)金不再追回由金逃入宋的人员。

对于南宋来说,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一样,都是一种屈辱的不平等和议。

宋孝宗初年,宋、金之间重订的一次和约。金海陵王完颜亮侵宋失败,各地农民起义接连发生,统治集团之间也争权夺利,相互火并。初登帝位的金世宗忙于稳固自己的统治,向宋派出使臣议和,要求维持宋、金间旧有关系。宋在采石战胜后,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传位于孝宗赵。孝宗即位后,改元隆兴,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却遭到符离之战的失败。投降派汤思退向金示意,要金出兵两淮,迫宋议和。隆兴二年(1164),金世宗派大军,突破宋的两淮防线,再次逼近长江。同年冬,宋廷经过多次争论,决定派魏杞赴金,重新订立和约。和约规定: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为侄叔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后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由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宋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两州给金;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隆兴和议对南宋是一个屈辱的和议。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休战了四十多年。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晚期,金朝北边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内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南宋重臣韩胄便趁机对金用兵,进行北伐。

1206年(开禧二年)五月,宋分道进兵。初时收复了一些地方,不久,金援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金人要求惩办战争祸首,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等竟杀死韩胄,函其首送给金人。1208年(嘉定元年),双方重定和约,史称“嘉定和议”。

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

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

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此时,蒙古势力已在北方兴起,并不断南下攻战,而金和南宋则渐次衰落下去。

宋金嘉定和议 南宋开禧伐金失败后,于嘉定元年(1208年)由史弥远主持与金议和,订立了“嘉定和议”。其内容主要是:

(1)宋金为“伯(金)侄(宋)之国”;

(2)宋输金岁币由银绢二十万两、匹改为三十万两、匹,并另给金犒军钱三百万贯;

(3)金归还新侵的土地给宋,双方维持原来的疆界;

(4)宋将韩胄等主持伐金之人的首级献给金。

这次和议是南宋对金另外一次的屈辱媾和。

11崖山多忠魂   后先照千古

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广东省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9岁的皇帝赵蹈海殉国,赵宋王朝灭亡。

1276年初,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沦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赵和广王赵,在母亲杨太后的带领下,逃出都城,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五月一日,赵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南宋虽然投降元朝,但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东、淮西地区进行着顽强抵抗。但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福州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足可一战,但由于主持朝政的陈宜中胆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只能四处流亡,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为帝,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不久雷州失守,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率军反攻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历史似乎注定了要选在这里翻开空前悲壮的一页。

宋军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此时指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判断蒙古人的优势是骑兵,不擅水战,必须依靠水军与之作战,因此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失误在于,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却丧失了机动性。此后张弘范率大批元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10多天的中,宋军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当时,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一连三次派其至宋营对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耳!”。张弘范又叫囚禁中的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于是他写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张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张弘范没法,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说:“你陈(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执,你们还想怎样呢?”士民亦无叛者。

二月初六早晨,元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的御船过于庞大,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当地乡人冒死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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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杰保护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的死讯后,杨太后手掩胸口大哭:“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为的是存赵氏血脉,现在已经无望了!”于是跳海身亡。元军继续派重兵追击张世杰,处于弱势的宋军且战且走。张世杰计划到占城后整顿军马,再图恢复,五月初四,船到南恩州平章港(今阳江海陵岛)遭遇台风。部下劝他登岸,他说不用了,焚香仰天拜道:“我为赵氏亦已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现又已亡,我不死,是想为赵氏存宗祀。天若不让我光复赵氏,大风吹翻吾船!”此时,风浪更大,舟覆人亡,幸存士卒为张世杰焚尸殓葬,墓今仍在海陵岛上。南宋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没。

   

崖山之战是灭亡南宋的最后一战,从战术层面看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对战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不让人叹服。今日位于崖山南面的崖山祠,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在这里供奉有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塑像,以纪念他们的忠烈。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流砥柱。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也被后世并称为“宋末三杰”。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的一场战役,说其惨烈,更多的是体现在战役胜负已定之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然后,超过十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被残暴的蒙古政权所奴役,纷纷韬海自尽……元朝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10万人自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一行字,但它背后的震撼意义,令后人叹息不已。在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从皇帝到大臣、士兵甚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表态。在崖山附近一个叫延安村的小村庄旁边,有一座没有碑文的坟墓,与众不同的是,墓的四周,全部是用蚝壳围砌起来的。传说这就是当年的杨太后之墓。杨太后殉国后,匆忙之间,张世杰将她葬在了这里。迫于元朝的压迫,百姓不敢为她树碑立传,只得用蚝壳为杨太后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坟墓。为了怀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太后,每逢四月初二杨太后诞辰日,四乡八里的百姓都会来这里祭拜,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此外,还有一些忠义之士,冒着天大的危险,将侥幸逃脱的赵氏皇族后代严密保护起来,隐姓埋名,直到元朝灭亡,他们才恢复本来姓氏,在崖门附近建立了赵氏的皇族村,并将宋代十八位皇帝的灵位**供奉在村里的祠堂里。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义,鼓舞后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叠,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从来就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如今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

文天祥因早前已在海丰被俘,正好拘禁在元军船舰上目睹了宋军大败;曾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悼念: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非无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赵宋终结,****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

五、蒙元时期  

一、还位太祖孙   大权旁落

孤儿寡母   江山泯灭

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7岁,全皇后所生的赵显4岁,俞修容所生赵3岁。

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赵显被立为帝,是为恭帝。恭帝此时年纪尚幼,因此由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在理宗和度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恭帝即位不满二年,宋廷就投降了元朝。

赵显即位之时,宋室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咸淳十年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十二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守军,汉阳、鄂州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守将多是吕氏旧部,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于元年(1275)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兵临建康城下。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归降蒙古。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元年正月,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恭帝,请求出征。

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10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0公里)。二月,行至芜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320年,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夏贵率战舰3500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惶逃到扬州。

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讽之曰: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谢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通判陈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平江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蒙古大军挥师包围宋都临安,南宋政府无力抵抗,恭帝随谢太皇太后“奉表降元”。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年甫6岁的恭帝赵显出降,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和祖母谢太后、母亲全太后及百官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五月到达元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他为“瀛国公”。至元十九年(1282年)12月,恭帝又被迁居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开始了他长达47年的俘虏生涯。3年后,陆秀夫负瀛国公之弟幼帝赵投海,南宋灭亡。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

“瀛国公”赵显一天天长大,元世祖忽必烈担心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南宋遗民中的反元势力利用,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为此,元世祖忽必烈先是将其送往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居住。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恭帝已经18岁,元世祖忽必烈担心留着他将成为后患,想除掉他。他得知这消息后,请求剃度为僧,永脱尘世。忽必烈应允,于是“受赐钞百锭,往吐蕃学法”。同年12月遣送他入吐蕃(今西藏),习学佛法。入雪域后,赵显长住于萨迦大寺,取法名合尊法宝,整日沿习藏文,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法论》等传世。

元英宗至元三年(1323年),赵显因无意间吟诗:“寄语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林逋),梅花几度开?黄金台(燕昭王所筑,故址在北京,用来广延天下名士)下客,应是不归来”,被怀疑有借故国之思来讽动江南人心之意,遂被赐死。

宋恭帝一生的经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他本身而言,屈辱坎坷的经历给他带来了辛酸和不幸,然而,就历史作用而言,他却为增进汉、蒙、藏、回等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宋恭帝与元顺帝是父子关系,这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传说的本身,就为宋恭帝这个传奇式人物又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传奇色彩。

脉声两朝   史有文迹

元得天下于南宋。元末帝惠宗,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与历代元帝一样,都经历了一番生死争夺才登上帝位,他在政敌那里的把柄,就是自己的身世。

妥欢帖睦尔延佑七年生人,公元是1320年。出生不久即被收养,元明宗及其府上人当时得知此子亲生父亲,是曾在该寺出家的合尊法师(赵显),其母亲是元赵王送去的一名回族女子。明第二帝成祖朱棣在观赏宫中收藏的历代帝王相时曾惊叹,“为何顺帝不从元列帝之貌,而合宋列帝之相?!”(顺帝就是惠宗,大都沦陷后带领残元朝廷逃回蒙古草原的上都,明太祖朱元璋称其‘知天命而退’,故又颁号‘顺帝’)

又孰知,这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明燕王,自己的身世也是不明不白,自称马皇后嫡子。也就是朱棣这个北方疆王,正是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逃出大都(北京)时的遗腹子,生母为元朝黄金家族主妃洪吉喇氏,元顺帝的第三福晋。后又被朱元璋册立贵妃,子是为朱棣。这样,明第二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孝恭皇帝赵显的嫡长孙。

参考:《24史·元史》《元史三论》《明史》等

二、诗书传家   人才济济

宋帝赴海殉国之后,元将伯颜在灭了南宋后,请求元下旨杀天下赵姓汉人。加之福建有人又以宋朝宗室赵王的名义举兵抗元,赵姓人成了元朝政府的围剿追杀的对象,赵姓宗室四处奔散,南北分流,随遇而安,改姓换名,四处匿藏。甚至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赵姓入籍,有的少数民族成员还以赵为姓。

在元朝统治中国的八十九年间,赵姓人的皇族后裔日子并不好过,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沦落为普通百姓。在民族歧视下,他们纷纷向外省逃奔,寻找活命的场所,但由于赵姓等汉族大姓人口盛众,元世祖担心大屠杀引起赵姓汉人的大反抗,从而撼动元朝基业,故未敢下旨大肆屠杀。故出现了宋代野史上所说的:“宋太祖转世为斡离不,灭北宋,杀太宗子孙几尽”的传说。

据《元史》一书记载,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下,蒙古族的汪古部落之中,有赵姓家族的分支。蒙古族汪古部落的赵氏,参与了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战争,其中一位名叫赵国宝的族人是元军进攻四川的先锋军统帅。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赵国宝统率元军的先锋部队直攻四川境内的重镇重庆,经过几十天的激战,迫使重庆的南宋守将张实投降。赵国宝因功被授三晶印,并授为蒙古军汉军的元帅,并同时被赐文州吐番万户府达鲁花赤(蒙古语,意思是征服者和统治者)。达鲁花赤的头衔只有蒙古的贵族才能享有,也就是说,从赵国宝开始,蒙古族汪古部落中赵姓已成为蒙古国及此后不久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贵族。

赵国宝之子赵世延也是蒙古族汪古部落之中的佼佼者。赵世延自幼喜欢读书,潜心研究中原儒家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为元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公元1284年),赵世延官授承事郎、云南省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不久升监察御史。其时,元朝丞相桑歌处事专横,包庇凶犯,赵世延于是当廷指责丞相桑歌,请求元世祖忽必烈下旨严办凶犯。赵世延与丞相桑歌因此不和,因而多次遭到桑歌的中伤。元世祖忽必烈重其才,不愿治其有罪,于是将赵世延出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赵世延到任后,大力倡导儒学。其时,江南正逢水灾,赵世延于是遵照圣人之言,在管区之内设立多处义仓,并主持修复了澧阳县(今湖南省澧县)的环堤,因而深得民心。元成宗铁木耳之时(公元1295-1307年),赵世延任中书左司都事、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安西路总管等官职。元武宗海山时(1308—1311年),赵世延升任四川肃政廉访使,因主持修复都江堰有功,晋升为陕西行台侍御史。元仁宗时(公元1312-1320年),赵世延作为少有的四朝元老进一步得到元仁宗的器重,历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封疆大臣。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赵世延因年老多病而上书请求辞官。此时,赵世延已是八朝元老,元文宗仍不愿让其告老还乡,于是将其诏进京城与当时几位大学者组织纂修《经世大典》。不久,赵世延被封鲁国公,举家迁居成都。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赵世延因病卒于成都。赵世延是元朝达官,也是元朝贵族之中少有的几位颇得民心的好官。赵世延为政历时九朝,共五十余年,编有《风宪宏纲》流行于世。

由于元朝政府对赵姓的屠杀与排挤,赵姓人多以诗书传家,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化人物,史书上却少有记载。这一状况并不能抹杀赵姓作为世族大家的历史功绩,撼动赵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故史书记载元朝赵姓做官的人也是几乎寥寥无几,而赵姓人对元朝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上有名的赵姓人赵孟赵雍、赵原、赵席、赵南星、赵左、赵鉴赵炽、赵建极、赵嘉炜、赵世贵、赵景麟等都出自这一时期。

元朝时期10名赵姓人担任泉州知州和市舶司提举,获得直接干预海外贸易的机会。市舶司机构成为宗室影响海外贸易的重要领域之一。他们有几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他们是赵汝赵汝谠赵亮夫赵不熄赵崇度赵汝适赵彦候赵希懋赵师耕赵孟传。

六、明朝时期

文武峰立   风华竞茂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主体政权宣告灭亡。其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后来,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彻底灭亡,四十多年与蒙古——元朝的抗衡完结。元军穷追不舍,宋室赵族不断逃亡至南方。闽中郡王赵若和逃到漳浦积美改姓隐居。不少赵氏皇族人奔逃后散居闽浙,广东及沿海一带。

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第十代孙赵小乙(又名赵孟敏)为躲避元军追杀,随族亲赵若和搭乘二十余条小船突出重围(所幸之是二十余条小船有十七艘沉没,惟有几艘幸免于难。)。逃到安徽省怀远县西南荆山下避居于一户姚姓家中,娶姚氏女为妻,改名赵后几经辗转,其子赵省携三子(长赵厚<元朝**书画家>、次赵仁<元诸道考试“三教试官” 因输米三百石赈胶州饥民九千户,中书省臣请依输粟补官例予官,从之。后归朱元璋部,为指挥使,阵亡。>、三赵德<有《四书笺义》流传于世>)迁居凤阳县地濠州,低调处事,修家兴庭。后其孙赵仁又移居南京凤阳府白马街柳树巷三眼井,生有六子:长均祥、次德权、三赵鉴、四赵端、五赵某、六赵裕。当时元朝政府横征暴敛,时运正一步步走向衰亡,四面八方,群雄并举,六兄弟各投义军,寻而举事,后全部改投朱元璋大军,文武军功皆有所建树。

一、皇室贵胄,父子英雄

赵德(1325年-1363年)乃北宋赵匡胤第十五世裔孙,在奔外途中,遇到一伙流浪青年,遂结伴而行,大家分析元朝种种腐败后,歃血为盟,揭竿而起,成立义军,赴长江下游安营扎寨,对抗元军。后战败,被元兵追击,逃到太行山一带,驻扎年余,自知势力孤弱,故假投隶王芒哥麾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芒哥视赵德权英武过人,一介将才,加之正是用人之际,便启用为兵长。元顺帝十三年,郭子兴起义,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占据滁阳,赵德权便含泪舍下士卒,母亲和妻子,乔装改扮成平民,逃到滁阳投奔其驾下。当时朱元璋为义兵统,德才兼备,爱兵如子,深得民心,遂投其帐下,参与军事,拜为帐前先锋。后参与六合和州含山战役,因其骁勇善战,所向无敌,无一败绩,后升任总管府先锋。朱元璋得其才,宠爱备至,赐名德胜(取“常胜将军”之意),并为解除其后顾之忧,挥军血战营救出其母亲及妻子,军需奉养,寄居濠州(今安徽凤阳)。此后,赵德胜参与攻下太平芜湖句容溧水溧阳等战役,跟随常遇春进攻采石。后跟从徐达镇江广德封补委将军之职。后屡经胜战,升任翼统军元帅。后又跟从朱元璋西征,攻破安庆水寨、九江黄梅广济瑞昌临江吉安、安庆、抚州、新淦、南昌等,屡立战功,升任江南行枢密院事。

至正二十年(1360年),赵德胜率兵横跨新河(今南京城西南)驻虎口城。6月23日,陈友谅沿秦淮河一路进攻,至江东桥,进龙湾,被朱军五路大败。冬,友谅再犯,赵德胜与丁德兴合力大败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仗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赵德胜帅所部数千,防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夜间巡城,手持红灯,只带一卒,足可见其胆识。面对陈友谅的亲临督战和昼夜猛攻,赵德胜背城逆战,指挥有方,英勇无惧,诸将均被死战,城墙多处被毁坏,但且战且筑,城坏复完。六月二十三日夜,他在城上巡逻至东门之时,被陈军夜放乱箭,不幸被弓矢射中腰眼,箭头深入体内六寸!临死前长叹:“吾自壮岁从军,伤矢石屡矣,无重此者。丈夫死不恨,恨不能扫清中原耳。”言毕而去,葬于洪都。时年仅39岁。朱元璋痛失良才,驾临洪都,泣曰:“德胜为我股肱之将,保吾纵横天下,可惜少年身亡,未受高禄,吾心何忍”,建国后,追封其为梁国公,谥号武桓,列祀功臣庙,配享太庙。有诗曰:壮士起西疆,从义多建功。虎胆惊千军,威名传百城。偷关合重围,战死捐全生。至今雄关在,碧血弘烈名。当时,族人赵显、赵国昭、赵天麟挺枪复仇,亦壮烈牺牲。

此战,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

大明天下初定,太祖朱元璋考虑到赵德胜功不可没,为有万事记其功德,对其家族三代予以追封,追封其曾祖父赵小乙为怀远大将军,同知指挥使,司事轻车都尉妣时氏、姚氏追封为天水郡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其祖父追封为怀远大将军,同知指挥使,司事轻车都尉妣王氏、?氏追封为天水郡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其父赵仁追封为怀远大将军,同知指挥使,司事轻车都尉,追封天水郡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赵德胜兄弟六人,除均祥与某俱军中早卒未立,余皆操习弓马,精通武略。精忠侠义,武奋身从。其第赵鉴官至弘□卫指挥佥事、赵端沉鸷刚果屡从征伐积战多功历升福建兴化卫指挥佥事居六年致仕。赵端去世后,以其子赵麟代职,逾年复召,拜镇国将军、广东都指挥同知、后赴召入京,赐赉还乡卒、裕兴化卫正千户,追封武靖伯;妣刘氏、妣曹氏、李氏俱赠诰命夫人,赵麟之子赵本,袭任直隶邳州卫指挥使,山东都指挥佥事,赠武靖伯。

赵德胜长子赵睿,袭前职指挥使,后参议将军洪武十三年十二月奉调任贵州右参政,边陲乱,领军征,升任征南大将军,还,主帅邓之龙使镇守蒙化,复任右参政,后升任四川安察使,廉理粮响,历时16个月,复除。又于万历九年十月,改任云南右参政,旨征进云南授钦差提督滇南总兵官赐一品服。调任云南巡察使,后升为朝廷巡按御史、驾前将军(其后裔分落贵州、四川、云南、江浙等)。

赵德胜次子赵献,字文亭,前明永乐年由诸生中式癸卯科举人,历任广西桂林府同知诰授奉政大夫,祀乡贤祠尔,时公宦游边域,勤劳王事(山东淄博高新区赵氏始祖)

赵得胜侄子赵赵,初为六品中郎将之职,1381年9月奉旨率本部人马助付友德、沐英南征。即后又随傅友德、兰玉大军征云南,至湖南。胡海洋、秦光玉、赵领步骑五万经普安、普定、曲靖百石江战役,告捷。从永宁进乌撤,12月克乌撤,置毕节、乌撤两都司府,秦光玉守毕节卫,并授七星关千户侯。封赵洪武将军,授朝武大夫,与秦明等四指挥守乌撤卫(今贵州威宁一带)。洪武31年,明太祖驾崩,麓川(路名,元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置。治所在今云南瑞丽县。辖境相当今天云南瑞丽市及畹町等地。明洪武十七年置军民宣慰使司,正统六年即1441年废)宣慰使司伦发二次叛乱,限赵于建文帝二年三月十二与沐春、河福、瞿能兴兵追剿,斩贼四万余名,生擒37家反司,司伦发还平缅,刀翰孟降。此役不幸中箭身亡,朱元璋伤心至极,曰:“赵德胜佐孤开辟疆土,战死洪都, 其子佐朕平南战死麓川,两世勤王,捐躯备债,千秋血食,有口皆碑”。 遂遣朝廷钦差至乌撒择地响塘坡以王祀安葬,钦赐御祭对联云:“麓川从戎鸡鸣剑光横北斗,武侯继债马踏云影锁南天。”追封为镇南候,谥麓川神。并在乌撒为其修建‘忠烈祠’, 敕令民众千秋祭祀,赵氏官爵与国共存。

二、将门世家,佳话美名

赵睿之子赵国珍,洪武十五年任曲靖衙都督佥事、掌管曲靖中千户所,同四川都督史册、湖广都督黄中伍、贵州都司王元共督人夫匠役各一千各建筑曲靖城池。洪武二十年,城竣回,任曲靖衙印,御赐世代世袭贯授都指挥。赵国珍之子赵全,贯授曲靖衙都指挥,到任,自捐已俸数百贯到戛喇村,沙中金房地一处。更名为中所营官庄。中厅设六谕牌塑龙神芷神土神在内。方老人尹阿麻为木锋。多月教民,次给粮米三石左厅一间,遁时鼓一面,立晚星焯为排长,过耕时月鸣鼓会众。及时耕,勤赏惩罚。右厅一间。立袁阿资为绚长,凡遇婚姻死囊吉凶荨事,互相给。不限贫富,相扶相助,又捐俸钞。贾到龙潭地。分楼房五间。立义仓。遁义田义产义场,又随各人力量。相资相聚。赈济于寡孤独,便民相亲受风俗淳厚。赵全之子赵琮袭授都指挥。宣德三年,升任刑部文印将,交趾乱,钦差靖点为平夷将军,率领五千精兵及本衙兵八百名,家丁官员赵清、赵遣、赵海、赵冉、赵信、赵伦、赵礼、赵义、赵智、赵、赵管、赵俊、赵槿、赵理、赵环、赵福、赵仁、赵成、赵斌、赵俊、赵昂、赵贵、赵栊、赵蕉、赵京、赵琬、赵智、赵量、赵傣、赵正、赵良、等一百名,征进交址,平定班师,积劳成疾,吐血而亡,被追封宁禄候。赵琮之子赵惠,替授贯授都指挥,于成化三年七月十七日奉旨调征贵州山都,大获全胜,钦差镇守贵州等处,后晋升为总兵都督、同知。镇守至成化年间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班师回,官升三级。赵惠之子赵申吉,替授贯授都指挥,于成化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奉旨例该云南都督同知。率领曲靖衙千户、赵清百户、赵海之慰、赵俸长官司、赵昂等三十八名,赴京同内官王府锦衣衙、给事中书等官于安定门大教场比试,从中得双目。内选赵理为**使、赵昂为军衙千户、赵义孤云治议正、赵溥为乐民守衙千户所、赵统孤云摩使、赵立为平彝千户所,余名钦赏回衙至曲靖本衙。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同贵州都司杨华、冢宁衙指挥率领曲靖衙指挥卢三骋和马龙千户所冯世禄作对,被弹劾,念有功之臣子,削贼为民,削膳田,拨给兴本衙千户、吴超百户、王顺削千户。削赵禧为禄福铺兵、削千户赵智为青草铺兵、削宣慰赵信为三岔堡小旗、削普安衙指挥赵量为曹蛮夷长官司、削新添衙指挥赵正为西蛮夷长官司、削车里大安宣慰赵俸为芬溪江巡桥司、削黄平千户所赵用为罗雄洲化夷、削百户赵美为师宗化夷、削百户赵良为弥勒化夷削千户、赵卸为阿弥洲化夷。至洪治十三年,经世守袭蛮兴衙正乡赵过奏请朝廷批准,恢复赵申吉之子赵秀及后代袭替世职,直到明朝灭亡。

之子赵元吉,袭授洪武将军,后为兵部侍郎,1408年从黔国公沐晨(征夷将军)明平交趾之战,自请为先锋,“每阵前交锋,锐不可挡,敌闻畏,战必胜。”大小功十余次,授封威元将军,黄门签事。赵元吉之子赵明,威宁卫千户职,因事(保侯大苟叛军逃兵)被弹刻,去职,被充军至云南金齿街。正统年间,蓝受贰、侯大苟率众起义。明奉调征剿,任千夫长、兵统之职,每战必先,展转征战28年之久。复还,将功折罪,官复原职。给封武略将军(从五品武官)。赵明之子赵颜、孙赵起袭授都指挥、洪武将军,借职做官。赵起之子赵良,袭授都指挥,后迁任河北签事,赵良之子赵朝相继父职,孙赵禹继父职,后封黄门舍士。赵禹之子赵麟, 先继父职,后迁任明总兵,左都督,平辽将军。挠勇善战。明末袁崇焕部将。后于平川之役,恶战数日,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功成封怀远将军(三品武官),却因战后重疾,吐血而亡。其长子赵显先继父职,后封征南将军。次子赵旭为曲靖衙知府,即后,世乱又到芒部避居,与陇姓合为训练民团,辅佐刘显、郭城讨伐叛逆,刘、郭保奏得旨,加封旭公为宣武将军,镇守芒部建筑城廓,城竣改为镇雄。三子赵信为毕节兵马都尉、四子赵顺为明正德年间进士, 先继父职,后升任任贵州参游,为官清正廉明,惩劫盗,工吏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朝廷闻报,谓“赵氏于我朝,功勋昭著,应为万民仰之。”遂使钦差修“甲秀楼”一所,供后人祀。于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五六四年,派钦差至此,在该处为公修建“甲秀楼”一所,设立祭祀。赵顺之子赵月,先继父职,后出任昭通知州,数月后,升任曲靖宣慰使。赵顺有六个儿子,有四个得中科举,噪极一时,颇有名声。

赵月之孙赵国禄,任威宁府知事,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水西、镇雄夷首叠犯边图,禄奉命从刘铤率军进剿,职右都督,世麾副指挥使,以功迂云南曲靖守备。交注入犯边境,诸长官四处逃散,禄率部主马力阻击,屡立战功,授四品军功指挥佥。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内地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张献忠占领四川。云南沐天波害怕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从四川进入云南,次年春天命参将李大货、曲靖守备赵国禄赴会川(今会理)一带防守。“大赞贪罢,数侵元谋士酋吾必奎地。”吾必奎不能忍受侵欺,于“秋九月据元谋叛,连陷武定、禄丰等城”。沐天波又招其他土司军队协助讨伐吾必垒,沙定洲的军队也在征调之列。奈何沙定洲早已恨透沐氏家族,正准备与吾必奎等土司联合攻打沐府,故“不欲行,出怨言”,故意推迟发兵,等他到昆明时,李大货己兵败身亡,赵国禄率领残部送入曲靖中所营大魂山、大六碑一代驻扎。后沙定洲恳请关兆元(云南巡抚)提请朝廷咆求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并从禄丰请来闲居在家的大学士王锡哀筹办贡院,发布文书号召云南各府、州、县官吏听从指挥。沙定洲任赵国禄为兵统职,下属分兵出陆凉、平夷(今富源)等地。整个云南为之震动。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沙定洲被李定国击败。赵国禄不愿意为清廷效力,拒不投降,遂改名为赵和,避居宣成落窿堡故友家,后因部从告迷,遭到满清朝廷搜捕,遂告族人携妻子出走。后顺治皇帝在李等上表中得知禄之能事,曰“赵者至开皇以来,帝王将相辈出,良臣贤达不计,乃与我华夏青史永垂,虑我江山族众本同一脉,血食之依,惜中原血性之激,视我辈入主为外夷,终不为我所用,实为不堪!……”

三、文武峰立,风华竞茂

赵族是名门望族,历史上多有显赫,其家族文化与传统对后辈影响深远。先祖爱国、尚礼、正直、儒雅、进取、义气、勤劳等等风尚一代代言传身教,深入族人心中,恩泽了后人,赵氏后人堂堂正正为人,踏踏实实做事。上无愧先祖列宗,下足以垂范后世。

明朝末年,赵氏八兄弟早年随父出征,芒部夷酋,因廷营将部不睦,艰战无援,不克,溃入资阳,屯居待复。1647年,张献忠余部联合南明抗清,复据资阳,继而互相攻占,赵应贵到简州号召人们奉行南明永历正朔,立五营中军旗鼓,大张声势,不久回县。1648年,四川兵匪各据一方,互相残害,盗贼横行,虎豹遍地,三五成群,不分昼夜,飞腾上屋,浮水进船。更有恶狗百十为伙,撕人如虎,夜晚遭遇,一狗叫起,群狗都拢,扑咬行人。不是多人结伴,不敢逃荒。最可怕的是瘟疫,战争漏网的人,脚胫生疮叫马蹄瘟,传染不治,死人很多。农事荒废,杀人当饭,饥饿的平民,孤身躲藏,剐树皮,挑野菜,刨蕨根,苟延残喘。虑明廷无望,兄弟二人报国无门,遂去仕,遵父嘱,散居益州羊场营(今富源营上)、贵州沙坨、九湾里(竹园团结)、大河白马山(磨刀石)等地。远近相宜,工商学仕,人才辈出,成为当地一大望族。

再有贡生赵应学,赵应学(因其带子征讨未归,情势所迫,过继乌撒卫经司杨泓之子杨廷美为后,改名杨世爵。)少而好学,貌英武,知书通略,年十八,立千夫长,后升任正七品兵马副(抗倭名将俞咨皋部将),平乱有功,授怀远将军。清顺治三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络绎南下,进军湖广及云贵等地,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次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他成为国主,年号兴朝。顺治六年,孙可望致书南明永历政权,表示愿“联合恢剿”,共同抗清,受封王。在得到南明朝廷的支持后,孙可望收编各族武装。世爵将军曰:“诸等匪叛,扰我朝野衰年,定私存己念,贼性不改,怎宜共安其事,吾若弃万夫身家性命、负我历代先祖之忠魂,岂不遗世骂名,浊涤子孙。大丈夫应上能安邦为国、下能恩泽黎民百姓,若二者皆不顾,生为何用”。率兵力拒,敌众我寡不能敌,任威逼利诱,宁死不从,得友助,举家避居隐匿。子嗣三传,始有复出为仕。其后裔杨芳贵,忠厚训家,重友爱,以兄分银而多让,不义之财不乱取,拾得堂弟应魁银两仍归还,智勇双全,明朝永历年授千总职;杨文藻素存大志,慷慨豪爽,生性刚强,除强而不凌弱,敬上而不欺下,从事抚部院署,后为八品候兵粮吏;杨文琼任昆阳洲职务,任抚部兵房(正八品),杨文景为抚部(正八品)官员;杨毓秀,清康熙年间任贵州镇远府(镇远县)偏桥司右副行政长官。

此家族发展至近现代,或工或农或商或仕,各行各业皆有建树,可谓是贤士英杰,灿若群星。有德高望重的长者赵美,品端行正的仁者赵德茂,文武双全的富绅赵文华,百步穿杨的双枪赵石胆,国史刊举的英模杨德才,慈心佛道的慧者赵凤山,心系家声的族人赵德高、赵鹏,心性开明的贤达赵明亮,博学多才的贤达赵明柱,儒雅有节的智者赵凤仪,金戈铁马的战士赵明寿、赵明学,弃学报国的勇者赵明甲、赵连义,挥毫放书的良师赵明发、赵凤仪,妙手回春的济世良医赵阳,**企业家赵信河、赵友能、赵培书、赵有才、赵奇君等,名达乡贤不胜枚举。他们温文尔雅,他们和蔼可亲,他们仙风道骨,他们宽厚仁爱,他们平凡而伟大,他们普通而精彩,他们无疑是我们赵氏精神家园的风景。

七、清朝时期

再入关内   复统华夏

其实爱新觉罗的本姓应该是‘赵’,是被掳宋宗室的后代。‘爱新’在汉语里是‘金’,是民族或国家的姓,是为了政治后加上的。‘觉罗’才是家族的本来姓氏。在满语中‘觉罗’就是赵的意思。

据调查,东北地区和河北的满族同胞老姓‘觉罗’的没有一家改姓金,全部都改姓‘赵’。而且老话里传说是宋朝皇族之后。满清皇族改姓‘爱新’完全是为了统治女真人的需要。

满族话中‘觉罗’的确就是‘赵’,满人卷舌。根据学者调查及他们老辈人的传说:金亡后,赵宋宗室后裔聚集成一族。

据传“金”(爱新)是在努尔哈赤这一代或上一代才加上的,主要是为了号召女真人反明的战斗情绪。而且“ 赵”(觉罗)这个姓汉味太浓,必须改。

事实上只有努尔哈赤这一赵姓分枝才加上了金,其他赵姓没加,很明显是政治目的。因为女真人不会容忍俘虏的后代统治自己。而已经彻底女真化的努尔哈赤心理上对赵姓也可能有自卑情绪。

至于“满洲”这一称呼和满人都是什么女神下凡生的传说,主要还是皇太极及其长辈出于政治复仇目的的需要编造的,这对于没有文字历史的女真人来说,这极有说服力。

从爱新觉罗家族对汉文化的熟悉我们可以想到努尔哈赤读过不少汉人的书籍,汉人的许多诡计他都很熟,包括与蒙古和亲。至少到康熙这一代皇族还是知道这一事实的。康熙的某些举动很难只以统治需要来解释,里面有感情问题。至于以后为了统治需要没人敢说了,但在民间的赵姓满人还是口耳相传下来。

曾经有一篇学者60年代访问吉林赵姓满族老人的文章,据说:满人的姓前头一般都加个外号,就象汉人的剪刀张,豆腐李一样,用来说明身份地位。

而爱新觉罗的本来全称是“依耳根觉罗”。“依耳根”的意思是“贱民”和“穷鬼”的意思。没人喜欢用这姓,这是金朝皇帝为了嘲笑羞辱赵姓宗室强行给他们加上的。这姓一直叫了几百年,直到努尔哈赤当政,才改成了爱新(金)。单只允许他自己这一脉改金,其他赵姓支脉也有改的,一般都根据自己所在的旗改成红觉罗,蓝觉罗等等。

而有的支系不肯忘本,仍然用依耳根觉罗,以表示不忘祖先所受的苦难!

在现今的吉林某些地区,还有好多姓“觉罗”的满胞姓“肇”。这据说是:辛亥革命后,改民国那时大家都不识字,登记员写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应该是“赵”)。

而好多满族所谓搞民族研究所谓学者不愿承认当了几百年他们的主子的人竟会是宋室后代,他们搞出很多不伦不类的解释来,其实他们自己都不懂满语(更加不懂清代那种多音节老满语),他们一会说“觉罗”是“北方人”的意思,一会又说“觉罗”是“山羊”意,一会又说“觉罗”是“姓氏”的意思(这说法最没有根据,谁会姓“姓”呢?),一会又说“觉罗”是“狍子”的意思,一会又说“觉罗”是“穷人”的意思(其实这是误会,老的姓“依耳根”才有这意,而“觉罗”是“赵”,可见他们的某些研究知识凭主观推断的)。 可是东北地区的民间姓“觉罗”的满族同胞可不认同他们这些说法,他们坚信自己姓“赵”,是宋室后人!虽然懂点历史的老人们都故去了,但历史不会消亡。

从历史上看,我认为顺,康二帝是有可能还知道这故事的,比如说,二帝都曾下令将大批的旗人和汉军旗人改姓赵,他们为何对赵情有独钟让我很难理解。要知道汉人帝姓多了,比如朱,李等等。又比如说:顺,康二帝对汉文人的态度。即使是下令杨洲屠杀的多尔衮,也只是为了军事目的,江苏人民的顽强出乎他的意料,为了安抚军心和满足满汉清军将领的兽性,才下令的。从一件小事上证明他并不十分特意憎恨汉人:一位江南僧人写书用南明年号,还多有讥讽满人之语,咳老多只判他流放吉林,在东北这老和尚仍然书写“反清复明”诗歌,歌颂爱国志士,不但没死,后来据说还出了集子!清朝**场文字狱就这样结束。

而到顺治亲政,大开文禁,顾炎武等大批爱国文人大写爱国文章。顺治竟视若无睹!到了螯拜苏克这帮满洲人当政,立刻大兴文字狱,搞了个庄家的明史案杀了好几百人!充分展现了满清奴隶主的残忍。

但到康熙当政,又放开文禁,以至于象狄荑该杀该骗该驱之类的文章也公然发表,即使是现在,公然叫嚣颠覆政府的言论也是不能忍受的!他当政的四十几年很宽容,虽然之间有戴南山案,被捅到皇帝面前,他不得不处理,但是并未执行刑部的全族斩首,主犯凌迟的判决,而是特赦,只将死在狱中的主犯从馆才中拉出斩首,家属流放改造。他对李光地带点同情又带点嘲讽地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那里是我们满人想害你们呢,这都是你们汉人相倾相轧搞出的事情啊!从他们对汉文化的热爱,到对有气节的文人的尊重,以及对岳飞等爱国名将的推崇,不难看出有种微妙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导致了满人彻底溶化在华夏民族中荣辱与共!

满清靠八旗打天下坐天下,爱新家族的基本立场还是满洲的,康熙不向下一代讲这个典故,也是为了不导致混乱威胁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有许多赵姓旗人,老姓就是“依耳根觉罗”,当初也想改名,康熙皇帝不让,说:“贫民就贫民吧,祖先就是贫民啊,何必要改”。 (但根据历史材料,应该是皇太级不让改姓),但从康熙下令大批旗人改姓充实赵姓汉族这一事实来看,康熙肯定是知道这个传说的。

满族人中姓赵的人很多。其中,又以“伊尔根觉罗”和“爱新觉罗”两个姓氏的人最多,一说为一个是“民赵”,一个是“皇赵”或“官赵”。

伊尔根觉罗一族,很早就改姓赵了,至于什么原因,史料没有记载。爱新觉罗改姓赵,最早始于何时,不太清楚,但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很盛行。当时许多皇家子弟都以“赵老几”自称,以效仿宋朝的赵氏王朝来显示在中原的正统性。乾隆皇帝为此还下过诏书,予以制止,但并未止住。这种风气也传到了民间,把老姓改为赵姓的人日渐增多。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满族人入主中原时间长久以后,许多人已经被汉化。因此,也给自己改为汉姓。赵姓为百家姓之首,最容易让人想到,所以,许多人选择了它。原因之三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满族人受到排挤,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被迫改为汉姓。在匆忙之间,许多人根据自己老姓的谐音,起了汉姓,还有很多人,来不及选择,就把百家姓**个赵姓作为了自己的汉姓。这样,赵姓就成了满族人改得最多的汉姓。因此,要想查找赵姓的老姓,实在是很不容易。

另外,台湾有一个**学者,在他的一本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著作中,还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满族的“爱新觉罗”实际上是由两个姓氏组成,一个是金(爱新),一个是赵(觉罗),或许是反过来。这好像与南宋和金国时期的历史有关。南宋和金国被蒙古大军灭亡以后,女真人成了亡国奴,他们被迫隐姓埋名,一部分回到了东北故土,一部分留了在中原。其中一部分人,就以金和赵的组合译音做了自己的姓氏,这就是爱新觉罗。由于时间长了,这个关于姓氏的成因可能叙述得不准确,但爱新觉罗是由金和赵两个姓氏组成的这个观点,是毋庸质疑的。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父名塔克世(塔失)祖父名觉昌安(佟叫场),生母喜塔拉氏。努尔哈赤继承其父祖姓佟,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改姓“爱新·觉罗”。

当时的女真人使用蒙古文(也用汉文)。蒙古文是从回鹘文演化而来的,所以蒙古语中、女真语中都夹杂有回鹘语成分。努尔哈赤的名字是回鹘语,“努尔”在回鹘语中是“光明”的意思;“哈赤”(哈齐)在回鹘语中是“圣裔”的意思,也当“太子”、“世子”用。“努尔哈赤”的全意是“光明的圣裔”。有的书刊中说“努尔哈赤”当野猪皮讲,“舒尔哈齐”当小野猪皮讲。其用心可恶,应自悛改。

“爱新”(阿什),女真语意为“金”;“觉罗”,是“徽宗语”“赵”字的反切还原。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6年),徽钦二帝北狩时,宋宗室除康王外,举族三千多人皆同俘,从亡东北,迁于松花江畔的五国头城,即今牡丹江入松花江口的伊兰县地。当时女真人中多通晓汉语汉文,从亡的汉人乃创造了“徽宗语”,或谓由徽宗所创造,将单音的汉字拆开为复音的语言,谈故国情思时用之,以避免女真人的窃听。直到民国十几年时,丹东、凤城一带尚流行。

徽钦二帝及其从亡的宗室大臣等后裔,基本上都转化为赫哲族(黑斤——徽钦族),也有的融合于斡朵怜、胡里改两万户部落中,南迁辗转落脚地方(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后称董鄂部。但他们都以“觉罗”——赵为姓。又因其为中原贵姓,故女真人中也有随之姓觉罗——赵者。后又因诸觉罗氏的居地或处境不同,乃演化为:伊尔根觉罗、阿颜觉罗、舒舒觉罗、格伦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扈伦(呼伦)觉罗、嘉木瑚觉罗、阿哈觉罗、伊拉拉觉罗、察拉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即嘎山与哈拉。这些觉罗——赵姓都是在“爱新觉罗”之前就有的。

努尔哈赤取“爱新·觉罗”为氏的用意是:既要继承女真人创立的大金朝的光辉事业,更要如“赵官家”的君临中华。其整个姓名都表示他的雄心壮志。女真人起名是很重视内含的。这位“一代天骄”行如其姓名,真的改变了中华的历史。

满清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之久,史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侍郎以上级别的赵姓官员就有260多人之多。这与“爱新·觉罗”本为“赵”姓的历史渊源不能说是没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