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源赵氏—大美金田原       

帝王国君

发表时间:2020-12-14 00:57

赵   章:(公元?~前375年),战国时期赵国著名国君,谥号“敬侯”。

公元前386年赵章在即位之初,以其远见卓识,力主迁都邯郸,为实现赵国北进的战略打下基础。之后,赵章通过对卫国、魏国的一系列战争积极向外扩展,进一步巩固了国都邯郸的地位。

赵   雍:(公元前?~前295年),赵武灵王,名雍,赵肃侯之子。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国君,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25~前299年为期二十六年。

赵雍即位之初,由于年少未能听政。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赵雍十九岁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改传统的甲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

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曾派穰侯魏冉到齐国,约齐闵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围攻赵国。政治家苏秦识破了秦国的阴谋,劝告齐闵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联合征讨秦国,秦国被迫割地给魏国、赵国以求和解。此后,赵国将领赵奢、廉颇和赵国丞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国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捍卫了赵国的尊严和国土。

赵雍在公元前299年传位给太子赵何(赵惠周文王),自称主父。后来因宫廷政变,饿死于宫中。

赵   陀:(公元前?~前137年),赵国真定人(今河北石家庄古城),南越国第一代君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他有意将岭南并入大帝国的版图,就在秦朝立国两年之后,秦军分若干路进入岭南地区。秦朝军队进入岭南之后,在岭南设立三个郡,一个是南海郡,广州周围的地方;一个叫桂林郡,是广西的中部和北部地方;还有一个叫象郡,等于现在的高州、雷州、广西、连州加海南岛一直到越南的中部。秦大将屠睢统领大军南征,岭南的部落各自为战,互不相属,很快就瓦解了。但是南越民族非常刚烈骁悍,他们不愿臣服,实行坚壁清野,部落战士从山林或水路出击,打得秦军不知所措,最后用诱敌深入之计,在山谷设伏,以夜战大败秦军,连主帅屠睢都被杀死。史籍《淮南子》中记载了这一场著名的战役,谓“伏尸流血数十万”,这是秦军连荡平六国时都未曾遭受过的重创。该书还记载残余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显见得征服岭南绝非易事。秦军的弱点除了不擅山地战和水战之外,还在于补给线太长,粮草运输相当困难。秦始皇就派军队和民工开凿了水运工程即“灵渠”,将湘江水引入漓江,然后又汇入珠江,一举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从而解决了南下大军的后勤给养问题。灵渠的建成,虽然是出于军事目的,但它对南方的开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中国人继万里长城和都江堰之后所创建的又一个伟大工程。

秦朝第二次南征,任命任嚣为主帅,赵陀为水军统领,领军五十万,特别是选拔了原来吴国、越国善于水战的军士,又采取步步为营、避免孤军深入的稳妥策略,很快扭转了战局。任、赵二人最明智之处在于“攻心为上”,善待当地土著,结交各部酋长。南越民族分三大支,其中栖息在今广西桂江流域与广东西江流域的的这一支,称之为“西瓯”,他们的抵抗最激烈,但这一支的大酋长终于被秦军擒杀。在公元前214年,中国的统一霸业遂告完成。

秦朝统一岭南后不久,就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赵陀本是秦军将领、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临死前把位子传给了他,赵陀掌权后收拾了原来秦朝的官僚,任用自己的党羽,“急绝道聚兵自守”,没有参与灭秦革命,这可能是驻守岭南的秦军士卒都已经地方化了的缘故。

南海尉任嚣是个深谋远虑之人,他看清“秦为无道,天下苦之”,也看出中原各方“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他决心拥兵自重,据关自守,保境安民,不参与流血纷争,最终割地称王。可惜任将军短寿,便于临终时将这套大计交付给赵陀。赵将军依计行事,派重兵封锁秦关,隔绝岭南岭北的交通,阻止战火向南蔓延。公元前204年,赵陀乘中原楚汉相争之际,于公元前208年兼并了桂林、象郡,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这个时候起,岭南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自己的政权。

以此为标志,岭南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史籍《史记》记载,当时秦朝曾有计划地向岭南移民二十万,其中多系戴罪在身的犯人或是秦王朝不放心他们留居中原的姓氏家族。后来戍守南疆的赵陀又上奏朝廷,请求遣送三万名未曾婚嫁的女子到岭南,为士卒缝补征衣。其实也是为了解决他们结婚成家的人生大事。秦始皇批准调集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南下,这当然是“杯水车薪”,数十万留守岭南的秦军后来大多数都与本地的越族女子通婚了。秦朝设立的郡县制,全国有三十六郡,其中岭南有三个郡,南海郡包括今日广东的大部分地区,桂林郡包括了今日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象郡包括了现在越南北部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这三个郡都由南海尉任嚣统管。由于岭南山重水复,交通不便,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相当困难,加上土著人的反抗尚未完全平息,秦始皇特许南海尉有军、政、财三位一体的独立大权,这客观上给未来的南越王国割据创造了条件。秦始皇在统一岭南之后四年就去世了,而在第二年(公元前209年)即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天下苦秦久矣”,各路义军揭竿而起,不出两年,秦王朝就灭亡了。

赵陀既无西楚霸王项羽之胆魄,麾前也无刘邦的文臣武将张良与韩信,更无逐鹿中原的抱负,但若论治理好一个小国寡民之邦,他的能力却绰绰有余。他乃行伍出身,刀兵要挟唬不住他。赵陀南来后一直任龙川县令,对地方民政了若指掌,南越国的五岭雄关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中原的兵燹与匪患的南伸,在天下大乱之际,唯有南越一处国泰民安,经济昌荣。南越国的疆域其实也并不比以前的宗主国楚国小,它包括了两广、海南的全部和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和越南的一部分。

赵陀是在岭南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的人,其重要贡献是建全了岭南地区的行政建制。他设立郡县,开始把岭南当地的老百姓编到户籍里。另外,赵陀是河北人,他到了岭南这个地方后,非常注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给汉朝皇帝信里自称为“南夷大长老”。南越国的势力最强大时,东到福建,西到贵州。在其统治过程中,除因吕后干政的几年外,一直与东汉中央王朝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是名义上的归顺。南越王所辖的地方在当时从来没有真正给东汉王朝进过贡赋,也没有接受过汉朝派来的任何官员,这是很重要的两个“自治”标志。

汉高祖得了天下后,刘邦审时度势,觉得还是不便妄动干戈。汉朝派了使臣陆贾南来册封。此后赵陀接受了西汉王朝授予的“南越王”封号,并与汉王朝修好,从中原引进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积极发展生产。为了岭南社会的安定,赵陀还采取了“和辑百母(越)”的策略,内容包括:一,吸收越人首领参加政权管理,让各地民族首领自治其民;二,尊从越人习俗;三,鼓励汉越通婚,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四,输人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发展生产;五,与周邻地区民族和睦修好。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正如史籍《史记?商帝纪》中所述:“南海尉陀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据史料记载和文物发掘,南越国在中原战乱连绵的年代里,致力发展生产,使得落后的岭南已经追平、至少是大大拉近了与中原生产力的距离。难得的是,赵陀对民智的开发、文化的扶植颇有贡献。在他的治下,汉字开始普及,粤语作为一个独特语系,开始形成,其特色是中原的语言结合当地越族的土语,是汉越文化的混合体。今日的粤语保留了最多的中原古汉语,其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在南越国旧址中历次文物大掘中,都出土了很多乐器,据考,它们从音乐体系上基本属于中原汉乐,但加入了大量的越族地方乐器。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种南北融合,应该正是南越统治阶层的文化取向。广州有个南越王墓,在南越王墓内找到赵陀的孙子即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印,上面刻着“文帝行玺”,在史书记载中,从来没有公开称过皇帝,但他的印玺却自称“文帝”,这是很特别的。这反映了当时南越王政权在政治关系方面的实际情况,南越王在对汉朝称臣王的同时,自己也称帝,这是岭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种很有特色的政治现实。

汉朝到吕后垂帘听政时,南越国与中央王朝关系恶化,主要是因为吕后改变了先帝的睦南政策,她禁止贩卖铁器农具和马牛给南越国,即使卖出牲畜,也只给公的,不给母的,使之不能繁殖。赵陀三次派使臣赴长安上奏,都被扣留。吕后还铲平了赵陀在河北老家的祖坟,杀尽赵家宗族在中原的人丁,导致南越国叛汉自立,赵陀称帝,但这种格局自吕后身亡、汉文帝当政之后就结束了。汉文帝重修赵家祖坟,又派老臣陆贾出使南越。赵陀遂自动废除帝制,再度称臣。

至汉武帝时,赵陀已故,南越王位已传到第三代,这时南越国发生了内乱,王室宗族与做过三朝宰相的本地越族士绅发生冲突,叛乱势力废去汉族王太后所生的太子,拥立越族王妃所生的长子为南越王。此时的汉朝国力鼎盛,汉武帝即乘机发大军南下讨伐,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的南越国终于走进了历史。

当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统一岭南后,沿承赵陀制定的“和辑百越”政策,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官,实行“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政策,并令“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韧郡吏卒奉粮币物,传车马被具。”这一政策的实施,开创了我国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之先河,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效仿。

赵匡胤:(公元927~976年),赵弘殷之子,其母杜太后。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在位,为期十七年,终年五十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宋太祖,陵寝永昌陵,配偶贺氏、王皇后、宋皇后。四子,六女。

赵匡胤在二十一岁时离家外出游历,二十三岁投奔后周太祖郭威帐下,开始征战沙场。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赵匡胤典领禁军,随后周世宗征北汉、南唐,战功卓越。三十岁时拜定国军节度使,三十一岁升迁为义成军节度使。后周世宗去世后,三十三岁的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再升迁为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农历1月,三十四岁的赵匡胤代周建宋。

宋太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恢复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他平定二李之乱,吞并荆湖,攻取后蜀,灭南汉,亡南唐,迫使吴越和漳泉称臣,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林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又是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制定者,其实行的许多政策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损于赵匡胤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宋太祖一生,从流浪汉到普通士兵,又从士兵到将军,最终成为宋朝的开国君主,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

黄袍加身,乱世造就的君主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农历11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在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盛唐逐渐走向衰弱。唐天四年(公元907年),朱温迫唐哀帝逊位,建立了后梁国,中国历史进入了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五十余年里,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惨剧。普通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社会稳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

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农历2月16日,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史籍《宋史·宋太祖本纪》中记载赵匡胤先世为涿州人,后人遂以为赵匡胤祖籍涿州。但是,在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赵匡胤的侄子宋真宗赵恒曾下诏封其祖父宋宣祖赵弘殷的远房赵氏宗族为官,在诏书中明确指出保州(今河北保定)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为赵氏故里。宋真宗开此先例后,其后的历代皇帝直至南宋的宋高宗都对保州赵氏予以照顾。宋真宗此时距北宋建国不过四十年,断乎不会将祖父籍贯弄错。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差异,赵匡胤家族祖籍究竟在何处,尚待考。

赵匡胤的祖辈均做过官,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爱将。由于出身将门,赵匡胤自幼便学习骑射,表现出极强的恒心和毅力。他曾找了一匹没有驯服的烈马来练骑术。赵匡胤才骑上马,那马却不甘人骑,便使起性子来,直朝城门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楼上摔了下来。在场的人大惊失色,都以为他必受重伤。哪知赵匡胤却猛地从地上跃起,迅速追上烈马,纵身跃上,将烈马驯服,自己却毫发无损。

赵匡胤出生后的十几年,朝代两度更迭。其父赵弘殷也在唐庄宗被杀后备受冷落,赵家逐渐衰落。到了赵匡胤二十一岁时,就连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赵匡胤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他眼见不能依靠父亲谋取前程,便辞别父母和成婚三年的妻子,离家外出闯荡。赵匡胤离家后,一路南下,穷困潦倒,受了许多白眼和冷遇。他曾投奔父亲昔日的同僚王彦超,希望能谋一官半职。王彦超看到赵匡胤落魄的样子,竟像打发乞丐一样,给了他几贯钱,便把他赶走了。赵匡胤无奈中拿着这几贯钱去赌博,哪知手气竟是出奇地好,盘盘皆赢。当他满心欢喜地拿钱离开时,那些红了眼的赌徒却欺负赵匡胤是外地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抢了他的钱财之后扬长而去。

两年的流浪生活颇为艰辛,但却磨练了赵匡胤的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一天,赵匡胤到了襄阳一所寺庙里。院中住持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方面大耳,虽风尘仆仆,却难掩富贵之相,一身不起眼的装束,却透出英伟之气,又见赵匡胤谈吐不凡,胸中自有一番天地,便劝赵匡胤北上。南方地区相对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赵匡胤接受了住持的建议,便骑着住持送给他的驴北上。

(一)陈桥黄袍加身

赵匡胤到了邺都后,投奔了后汉枢密使郭威。西夏乾三年(公元951年),郭威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政权,是为周宋太祖。赵匡胤因战功被升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周宋太祖的养子、开封府尹柴荣时常出入皇宫,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让他做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周宋太祖无子,柴荣是皇位继承人。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周宋太祖病逝,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这时,北汉刘崇联合辽国大举进攻后周,后周世宗调兵遣将,御驾亲征,赵匡胤随同出征。双方在山西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怯场,自乱阵脚,周军呈现溃败之势,而后周世宗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另一个将军张永德所率领的亲兵四千人。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建议后周世宗兵分两路夹击辽军,征得同意。赵匡胤和张永德领兵直扑敌军,赵匡胤高喊为主效忠的口号,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世宗终于打败汉辽联军。

班师回京后,赵匡胤因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还被周世宗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使后周军队的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士兵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赵匡胤在整顿军队过程中,逐渐在禁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结交禁军其他高级将领,其中,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与赵匡胤结为“义社十兄弟”。此后几年里,赵匡胤又陆续将自己的心腹罗彦环、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和王彦升等人安排到禁军中担任各级将领,进而从上而下控制了禁军。此外,赵匡胤还网罗人才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帐下有大批谋士,如赵普、吕余庆、沈义伦、李处耘和楚昭辅等人,后来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

后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在他为统一进行的战争中,赵匡胤战功赫赫,官位一步步上升,被封为节度使,逐渐成为后周世宗的左膀右臂,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赵匡胤要做皇帝,眼前还有两大障碍,这就是周宋太祖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重进。

张永德和李重进都握有兵权,但李重进的地位比张永德高,张永德心中很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大。后周世宗为此设立了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让张永德担任,这样,张、李二人便平起平坐。张永德与赵匡胤交情颇深,赵匡胤的第一位夫人贺氏去世后,续娶将军王饶的女儿,张永德赠给赵匡胤大量钱财,让他办了个风光的婚礼。但张永德毕竟是赵匡胤当皇帝的阻碍,因而赵匡胤不得不除掉他。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北征,无意中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但后周世宗还是起了疑心。北征途中,后周世宗染病,只得回京。病危时,他又想到了那块神秘的木牌,心想张永德手握重兵,又与李重进争权夺利,格外担心张永德发动兵变。于是,后周世宗解除了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换上了自认为很可靠的赵匡胤。赵匡胤一箭双雕,既除去了一只拦路虎,还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

除去张永德后,便轮到李重进。李重进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他虽手握兵权,却没有形成自己牢固的政治势力。后周世宗去世后,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年幼,大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便设计轻而易举地将李重进名升实贬到扬州做节度使,从而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不久,在赵匡胤和他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

当时后周的局面是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一场早已策划好的兵变便迅速上演了。后周显德七年春节,人们正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边境却传来了辽国与北汉国联合入侵的紧急军情。宰相范质和王溥并未核查消息是否属实,便急令赵匡胤率领军队北上御敌。然而,十年前河北边境入报,契丹犯边,当时身为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率大军北征。当军队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时,郭威忽然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再加上此前早就流传“点检做天子”之说,人们只觉得眼前之事宛如当年的翻版。因此,当位高权重的赵匡胤奉命北上时,京城中流言四起,到处都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

后周显德七年农历一月三日,赵匡胤率军从京城开封出发,当晚抵达距京城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当大军刚出城门时,有个号称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这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场煞有其事的谈话迅速在军中传开,军中将士议论纷纷:“当今皇上年幼,不懂朝政。我们冒死为国家抵抗外敌,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

赵匡胤早已知道军中将士们议论此事,他暗中部署,派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与心腹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约为内应,一旦大军返京,便由他们打开城门。当日夜里,赵匡胤喝得醉意朦胧,拥被大睡。到了清晨时分,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守在帐外的赵匡义和赵普见状,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一见赵匡胤出来,便大声高喊道:“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来不及回答,一件黄袍已披在他身上。众将士一齐跪拜在地,三呼“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答允。

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回京,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

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悔恨不该仓促出兵,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只有大臣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所杀。

将士们冲进朝堂,逼迫范质、王溥等人来到都点检衙门。赵匡胤见到他们,假装伤心不已,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后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

宋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其母亲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二)杯酒释兵权

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后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而他们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的念头仍未打消,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八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宋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

宋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宋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宋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四月正式起兵。狂妄无谋的李筠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宋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与此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宋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宋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宋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宋太祖让翟守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李筠之乱平定后,宋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先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宋建隆元年农历九月起兵。宋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五十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宋太祖处死。

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期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宋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宋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宋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

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宋太祖便表示已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宋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场夺兵权的酒宴。

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农历七月,宋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宋太祖遣走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宋太祖答道:“其中原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往日鲜有隔阂的兄弟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宋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宋太祖指点明路。宋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宋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便一齐叩头谢恩。

第二日,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之后,宋太祖又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

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宋太祖曾想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统领禁军。符彦卿是后周世宗及皇弟赵光义的岳父,宋太祖颇加优遇。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宋太祖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宋太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太祖默然无语,此事便作罢。宋太祖也意识到节度使的兵权不能不削,于是上演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只是与前略有不同。

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农历十月,宋太祖设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饮酒时,宋太祖却做体恤状,说道:“卿等都是国家功臣宿将,戎马一生,本已辛苦,如今还不辞劳苦驻守大镇,实非朕优待贤士之本意。”座下凤翔节度使王彦超颇能揣摩主子心意。宋太祖早年未发迹时曾投奔王彦超,但被拒之门外,宋太祖即位后曾当面质问他此事。王彦超却说:“臣当年所辖之处乃是小郡,容不下真龙天子。若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宋太祖听了十分高兴,也没有再和他计较。这次王彦超一听宋太祖之言,心领神会,马上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虽明白宋太祖的意图,却不愿解除兵权,纷纷诉说自己当年的攻战经历和沙场艰辛。宋太祖心中十分不快,冷冷道:“此均为前朝之事,何足道哉。”第二日,这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交出兵权。

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宋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整个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赵 炅:公元?~997年,赵弘殷次子,宋朝第二个皇帝,北宋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位时间从公元976~997年为期二十二年,终年五十九岁,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宋太宗,陵寝永熙陵。配偶尹氏、符氏、李皇后。九子,七女。

宋太宗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改名为赵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宋太宗排行居中,比宋太祖小十二岁,比秦王赵廷美大八岁。二十二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宋太祖统一四方大业。宋太祖驾崩,三十八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编纂大型类书,设考课院、审官院,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宋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朝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要想全面了解宋太宗一朝的施政措施,还得从他的继位说起。按照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赵光义根本是与大宋皇位无缘的,但最后却是他继承了他哥哥的遗产。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对宋太宗朝的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此点甚至在宋太宗个人的性格、生活上都有所反映。

(一)继位之谜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10月19日夜,大宋王朝的缔造者宋太祖忽然驾崩,终年五十岁。农历10月21日晋王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祖英年早逝,宋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

农历10月19日夜,大雪飞扬,宋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入宫后,宋太祖屏退左右,与赵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赵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宋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的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宋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赵光义便告辞,宋太祖解衣就寝。然而到了凌晨,宋太祖就驾崩了。

得知宋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太子赵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来赵光义,而赵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赵光义,赵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赵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赵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赵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赵光义,就是承认赵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宋太祖之死,蹊跷离奇,但宋太宗抢在赵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宋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宋太宗毒死宋太祖之说。宋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天,可知宋太祖是猝死的,而赵光义似乎知道宋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宋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宋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曾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宋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赵光义,赵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宋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至今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宋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宋太祖是否有传位赵光义之意呢?据说宋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赵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赵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宋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宋太祖不听,赵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宋太祖改变主意。赵光义患病时,宋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赵光义若觉疼痛,宋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宋太祖还对人说:“赵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的。

姑且不论宋太宗是否毒杀宋太祖,是否编造“金匮之盟”,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宋太宗继位后首先要采取系列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帝位。

宋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赵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宋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宋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宋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宋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宋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宋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宋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宋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十五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六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宋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宋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宋太宗关系密切,宋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宋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宋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宋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过,宋太宗改变宋太祖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当是扩大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就比宋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科举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况且宋太宗朝取士多,而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青云直上,这些“天子门生”出任各种职务,无疑对宋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宋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宋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了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二)传位难题

不管宋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宋太祖的地位,但终宋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宋太祖的阴影。宋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宋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宋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宋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宋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所谓的金匮之盟可能是宋太宗、赵普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宋太宗传子的愿望。这还得靠宋太宗和赵普自己解开这道难题。在此过程中,宋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宋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宋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一生读书不多,但好读《论语》,并从中学到一些治国之道。他曾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指《论语》)。昔以其半辅宋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因此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

赵普在宋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十年之久,与宋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赵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宋太祖传位晋王赵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宋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

宋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宋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宋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宋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宋太宗向他询问传任赵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宋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宋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宋太宗赏识,坚定了宋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宋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宋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宋太宗继位之初,赵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宋太宗征辽时,赵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宋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赵德昭为帝。后来宋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宋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举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赵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赵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赵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据记载,宋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赵德昭死时年仅二十九岁。两年后,赵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二十三岁。于是,宋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

赵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赵廷美了。宋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赵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宋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宋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宋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赵普有个政敌卢多逊。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宋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通宵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宋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宋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宋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等弊端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宋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赵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宋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宋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宋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宋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宋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赵廷美阴谋造反。宋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赵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宋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宋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赵廷美的结局。

没多久,赵普就查到了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赵廷美之事。赵普毫不客气地捅给皇帝,说卢多逊盼宋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赵廷美,赵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宋太宗大怒,借题发挥,严惩卢多逊及其同党。大臣王溥等七十四人联名上奏卢多逊及赵廷美怨望诅咒,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其同党不少被处死;赵廷美勒归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借卢多逊交通秦王案,既打击了政敌卢多逊,又讨好了宋太宗,一箭双雕。但赵廷美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更进一步挑唆开封知府李符落井下石,上言说赵廷美不思改过,反多怨望。于是,赵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迁置到房州。宋太宗命人严加监管。赵廷美气愤难平,两年后便逝世在房州,年仅三十八岁。顺便提及的是,李符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赵普怕他泄漏秘密,后来另寻别的茬儿,将他贬到地方做了一个小官。

赵廷美逝世后,宋太宗对外称赵廷美乃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所生,这样就彻底地将赵廷美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杜太后早已去世,宋太宗兄弟也只剩下他一人,宋太宗所言无人能够反驳。因此,赵廷美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也只有宋太宗自己最清楚了。

经过上述种种手段,宋太宗终于清除了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障碍。不过,宋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挑选却并非一帆风顺,也颇多曲折。

宋太宗长子赵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宋太宗,颇为宋太宗喜欢。赵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宋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宋太宗迫害赵廷美时,赵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赵廷美逝世于房州,赵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赵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宋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

然而在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设宴饮酒作乐,因赵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赵元佑去看望赵元佐。赵元佐得知设宴一事,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忿气难平,一个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宋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赵元佐所为,便命人查问,赵元佐具实以对。宋太宗怒不可遏,欲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赵元佐被废为庶人。宋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赵元佐为帝,但赵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赵元佐的同母弟宋真宗即位后对赵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赵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赵元佐逝世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终年六十二岁。在宋真宗即位后,赵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三十年之久,真是幸运。有人说赵元佐实际上是在装狂,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

在赵元佐焚宫这件事中,有一特殊人物,即陈王赵元佑。宴会后,赵元佑去赵元佐府中,不知说了什么竟惹得赵元佐纵火焚宫,而后宋太宗认为赵元佐宫中起火并非偶然,决意废赵元佐为庶人,赵元佑是否对宋太宗说过什么,也难以查明。宋雍熙三年农历七月赵元佑改名赵元僖,并被封为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

同年,宋雍熙北伐失利。赵普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宋太宗嘉赏。后来,赵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宋太宗采纳。宋太宗、赵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共识。赵元僖见宋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宋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赵元僖也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赵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所愿。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农历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就去世了。宋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赵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赵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毒杀李夫人,但误毒死赵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但赵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宋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宋太宗又下诏停止赵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赵元僖本来甚得宋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逝世于非命,而逝世后又被宋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宋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宋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

宋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宋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宋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宋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随着病情加重,宋太宗又开始设法保住太子皇位。在此情况下,大臣吕端被推到了风浪之颠。吕端为相时已六十一岁,担任宰相前,他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信奉黄老思想,这与宋太宗晚年所持清静无为的政治信仰相符合,因此,吕端颇得宋太宗赏识。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宋太宗曾写过《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溪须问钓鱼人。”这是宋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做姜太公。当时,曾有人反对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果然不负所托。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农历3月,宋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赵元佐为帝,幸得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宋真宗。宋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赵 恒:公元968农历12月2日,~1022年,曾名德昌、元休、元侃。宋太宗赵炅第三子,其母李皇后。宋朝第三个皇帝,北宋第三代皇帝。宋淳化五年(公元995年)被立为太子。宋至道二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赵恒登皇帝位,是为宋真宗宋真宗,在位时间从公元998~1022年为期二十六年,终年五十五岁,谥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宋真宗,陵寝永定陵。配偶潘氏、郭皇后、刘皇后。六子,两女。

宋真宗不是宋太宗的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但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就轮到了他继位。宋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蠲免五代以来的欠税。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宋太祖、宋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宋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一)澶渊之盟

自宋雍熙北伐惨败后,大宋王朝对辽国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国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开始,辽国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大将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国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宋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是华州下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其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宋太宗时,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宋太宗的心意,宋太宗愤而离去,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扯着宋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宋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使宋太宗比较信任他,在立太子等敏感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宋太宗立时为襄王的赵元侃为太子,又打消宋太宗立太子后的疑虑,所以说起来宋真宗能顺利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这样,宋真宗也很信任寇准,后任命他为宰相。

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农历闰9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围攻定州,来势汹汹。此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宋真宗急召群臣商量对策,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则力排众议,坚决要求宋真宗北上亲征,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宰相毕士安、大将高琼等人也反对南迁,原想一逃了之的宋真宗极不情愿地把南迁计划压了下来。为了防止王钦若再向宋真宗进言,寇准便把王钦若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懦弱的宋真宗也只得决定亲征,却迟迟不肯出发。

为了催促宋真宗早日启程,寇准颇费了一番心思。前线战事日趋紧急,急报一封接着一封发到朝廷,他故意都扣留下来,先不让宋真宗知道,等积多了一并呈给宋真宗看。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就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道,只要陛下御驾亲征,此事五日之内就能解决。无奈之下,宋真宗只得同意立即出征。此后,朝廷确定了亲征的相关事宜,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宋真宗于农历11月20出发亲征。

两天之后,宋真宗一行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不明,王超的部队又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宋真宗开始犹豫,是否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些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宋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若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辽军的俘虏。”宋真宗听后大惊失色,加之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

与此同时,辽军继续南下,其主力早于宋真宗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而宋朝大军行动迟缓,直到农历11月25日才抵达澶州南城。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宋真宗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宋真宗:“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琼也劝宋真宗过河,不等宋真宗同意,他就催促卫兵们护送宋真宗前进。宋真宗勉强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

巡视完毕,宋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他相信寇准的能力,但生性懦弱的宋真宗内心还是颇为忐忑,生怕出现意外。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决不亚于宋真宗,只是不能表露出来而已。为了稳住宋真宗,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宋真宗得到密探关于寇准动静的汇报后,以为寇准胸有成竹,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宋、辽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余日,形势对宋军相当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辽军大将萧挞凛,使辽军士气一落千丈。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秘密派人前来求和。宋真宗生性优柔寡断,并没有与辽军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亲征之前,他就曾经暗中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只是因为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这时辽国主动提出议和,正中宋真宗下怀,于是急忙催促曹利用前去议和。

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因该盟约在澶州签订,其西有湖泊曰澶渊,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为澶渊之盟。

据说曹利用在议和之前曾面见宋真宗,询问给辽国财物的数量限度。宋真宗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底线为一百万。寇准知道后警告曹利用:“皇上虽然说可以给一百万,但是若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最后果真以三十万代价谈判成功。曹利用回来之后,宋真宗派宦官去问他答应给辽多少钱物。曹利用没有回答,只伸出三个手指。来人回去告诉宋真宗,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估计是三百万吧。宋真宗惊叫:“太多了!”想了一会,宋真宗又居然认可了如此巨大的赔付数额:“能了结此事,三百万就三百万吧。”等到召见之时,曹利用只是一味谢罪,宋真宗问他到底许给辽国多少财物,曹利用说许了三十万。宋真宗大喜,重重奖赏了曹利用。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朝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种现象在在几百年后的清朝又再次重现,中法战争中清朝胜而不胜,不败而败,何其相似,大概是国运下滑的先兆吧。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二)幕后女人

宋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第一位妻子潘氏是名将潘美第八个女儿,在宋真宗即位之前就去世了,后追封为皇后。郭氏是宋真宗第二任妻子,宋真宗即位后封为皇后,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去世。宋真宗第三位皇后,就是著名的刘娥刘皇后。宋真宗去世之后,刘皇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宋朝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娥是四川成都人,生于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她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龚美带着刘氏到京城做生意。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娥卖掉。

当时还是襄王的宋真宗幕僚张见过刘娥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襄王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襄王见到刘娥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娥颇得襄王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宋太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襄王把刘娥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襄王实在舍不得刘娥,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家。张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宋真宗即位后,没有忘记刘娥,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娥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娥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娥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书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宋真宗批阅文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娥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宋真宗信任。在郭皇后去世之后,宋真宗有意立刘娥为后,但他也知道刘娥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

宋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正因刘娥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宋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宋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宋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宋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宋真宗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娥为后。但刘娥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宋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娥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宋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娥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宋大中祥符五年农历12月24日,刘娥被册立为皇后。刘娥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四十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宋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宋真宗以帮助。宋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宋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娥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娥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宋真宗之后,也留在宋真宗身边为其效力。宋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娥以兄妹相称。由于刘娥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宋真宗统治晚期,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刘娥虽受宋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正巧,宋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宋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宋仁宗)。当时刘娥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娥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宋真宗很宠爱刘娥,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宋真宗逝世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娥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娥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娥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娥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氏去世后,才知道真相。

宋真宗先后有五个儿子,但都陆续夭折。赵受益的降生,使宋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从小就十分疼爱他。等到赵受益年纪稍大一点,宋真宗就细心为他挑选老师,关注他的学业,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中秋节,宋真宗正式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农历2月20日,宋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宋真宗放心不下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宋真宗这才稍稍安心。农历2月20日宋真宗逝世于延庆殿,终年五十五岁,葬于永定陵。太子赵祯即位。遗诏规定: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在宋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宋真宗时代结束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

赵恒统治时期,宋朝政治制度如职官、科举等日趋完备,社会经济也有发展。为掩盖澶渊之盟的“屈辱”,赵恒与宰相王钦若合谋,于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伪造“天书”下降,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建玉清昭应宫等,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

赵 祯:公元1010~1063年,宋朝第四个皇帝,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023~1063年为期四十二年,终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赵祯,宋真宗之子。宋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封为升王,立为太子。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直到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太后死后方始亲政。宋仁宗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宋太祖、宋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宋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宋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一、生母之谜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宋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玉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宋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宋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宋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宋仁宗究竟是宋真宗后刘娥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宋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玉本是刘娥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宋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宋真宗后妃们曾经生过五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宋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玉有身孕时,跟随宋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宋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宋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宋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玉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宋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宋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宋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娥据为己子。生母李玉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宋乾兴元年,十三岁的宋仁宗即位,刘娥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朝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宋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宋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宋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宋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宋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赵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宋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宋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宋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宋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在宋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宋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宋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宋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宋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宋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宋仁宗实情的,现在已很难弄清楚,凡是那些与刘太后不和的人均有可能向宋仁宗说明真相,但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八千岁”皇叔赵元俨和杨太妃。赵元俨自宋真宗逝世后,过了十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宋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杨太妃自宋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宋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宋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蒙受了二十年的欺骗,生母也在宋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宋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宋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逝世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宋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玉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逝世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宋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宋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娥、李玉的牌位。刘娥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玉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宋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宋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二、国母之争

安排了生母后事,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宋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宋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宋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氏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十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宋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宋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宋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十五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宋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宋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宋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宋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仗着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逝世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宋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宋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宋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宋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宋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宋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宋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宋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宋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宋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宋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宋仁宗信任,他也劝谏宋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宋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宋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逝世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八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宋仁宗看中得宠。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农历10月17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宋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宋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宋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宋仁宗至殿门,拉着宋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宋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宋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宋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宋皇六年(公元1054年)农历1月8日,三十一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宋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逝世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宋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宋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宋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宋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即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宋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三、名臣之悲

宋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宋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宋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宋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宋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宋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二十岁的宋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五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十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宋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宋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宋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农历8月,升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宋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宋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宋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宋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宋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宋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宋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宋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宋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宋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宋庆历五年农历1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宋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宋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十一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宋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宋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宋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宋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宋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宋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四年中,狄青经历大小二十五战,身上留下了八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宋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宋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宋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宋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宋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宋皇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宋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宋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宋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十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二十五公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宋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宋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宋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宋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宋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宋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宋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宋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宋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宋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宋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朝,自宋太祖、宋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宋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宋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宋至和、宋嘉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宋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在宋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性情文弱的宋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逝于陈州,终年五十岁。宋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逝世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宋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宋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宋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宋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宋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赵祯懦弱无能,但其在位期间,宋朝的科学文化有一定发展,但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全国军队总数增至一百四十万人,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宋真宗时约一倍。宋康定、宋庆历年间,西夏(今甘肃宁夏县,拥有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阿拉善及甘肃西北部一带疆域)几次大举进犯,宋军都大败,后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交纳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国继续屈辱求和,增纳岁币。此期间各地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一年多于一年。

赵 曙:公元1032~1067年,宋朝第五个皇帝,北宋第五代皇帝,宋英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064~1067年为期五年,终年三十六岁。

赵曙是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阳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宋嘉七年(公元1062年)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宋嘉八年即帝位。

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五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

宋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宋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一、父子情深

宋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宋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宋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宋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宋英宗批示,等过了宋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说,这显然是宋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宋治平二年农历4月9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宋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结果,以王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宋仁宗为兄,宋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宋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宋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宋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宋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宋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宋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宋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宋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宋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了宋英宗的心意,宋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宋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宋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宋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宋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宋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宋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宋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宋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

为了生父逝世后的名分,宋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十八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宋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宋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宋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宋英宗,因为毕竟宋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二、君臣相得

宋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宋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宋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宋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宋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宋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宋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宋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宋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宋英宗继续任用宋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宋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宋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宋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宋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宋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二十人以应馆阁之职,宋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宋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宋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宋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宋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宋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宋英宗,宋英宗对此大加赞赏。宋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宋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宋太宗、宋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宋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宋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宋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宋英宗的一份功劳。

宋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终年三十六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宋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赵 顼:公元1048~1085年,宋朝第六个皇帝,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068~1085年为期十九年,终年三十八岁。

赵顼,原名赵仲,宋英宗长子,生母为高皇后。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农历12月立为皇太子。宋英宗逝世后继位,逝世后葬于永裕陵。

宋神宗继位之时,宋朝统治已将近百年。宋朝初期制定的许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形,宋神宗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宋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惟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神宗进行变法并非一时冲动,早在少年时代,宋神宗就已经心怀壮志,希望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在成长的过程中,宋神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直接决定了他当政之后务实、创新的治国理念。

一、富国强兵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宋庆历二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为他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安石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王安石对仕途的规划与他人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争着做京官,而他却屡次辞去进京升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上埋头苦干近二十年之久。许多人推荐他,王安石托故不出。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职,都被他拒绝了。宋嘉三年(公元1058年)农历10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由于政绩突出,宋嘉五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是清要之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不肯受命。最后朝廷实在没办法,派人把委任状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进厕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这一官职。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得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在京期间,王安石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了著名的《上宋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份《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着诸多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篇万言书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为此后指导变法的总路线,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宋仁宗似乎并无进取之心,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宋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宋嘉八年(公元1063),王安石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在此后的四年间,王安石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宋朝著名学者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这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变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虽然王安石当年所上的《万言书》没有引起宋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因此受到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时间天下公论:“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舆论纷纷扬扬,王安石身价倍增,一时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宋神宗对王安石也是倾慕已久。在未继位之前,宋神宗就看过王安石的那篇《言事书》,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见解。宋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给宋神宗讲解史书时,每到宋神宗称好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这样,虽然宋神宗没有见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执拗,人称“拗相公”。他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宋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大臣们在池塘钓鱼。王安石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专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以为,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盘鱼饵都吃光,实在不合常理,他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但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动摇宋神宗的决心,他决定把王安石召到身边亲自考察。

宋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农历4月,王安石入京受命。宋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宋神宗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至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宋熙宁二年农历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宋神宗任命的五位执政大臣有“生老病逝苦”之称。“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逝了。“苦”指赵,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宋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宋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正是因为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高达七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然而,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宋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二、曲折实践

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大张旗鼓地改变祖宗以来沿袭已久的各种制度,势必激起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响。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王安石进行的变法,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朝廷中都会出现近乎白热化的争论。

在现代许多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其实不然。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并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主张。司马光不止一次向宋神宗进言,要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与侧重。

正是因为如此,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就连在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不断向宋神宗表达自己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还在宋神宗面前争辩不已。宋神宗虽预料到实行变法会遇到阻力,但守旧派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与此同时,另一股势力也在影响着宋神宗,那就是来自后宫的巨大压力。

新法的实行,触及到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宋神宗和王安石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得到官职的机会,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宗室子弟不仅向朝廷上书,甚至围攻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对他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王安石严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人群才不得不散去。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一次,宋神宗同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一起玩击的游戏,双方以玉带为赌注,嘉王却说:“我若胜了,不求玉带,只求废除青苗、免役法。”曹太后是个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的守旧派,在变法争论最为紧张激烈之时,两宫皇太后就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哭泣,曹太后更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宋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必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宋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宋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这是将心中的怒气和痛苦发泄在了弟弟身上。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宋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内心的烦躁、矛盾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他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宋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宋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惨不忍睹。宋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恢复,但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对变法派而言,无疑是不祥的讯息。

反对势力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继续大肆抨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宋神宗最初没有同意,但在王安石的坚持下,最终同意并要王安石推荐官员代替自己的职务,这表明宋神宗并未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变法。王安石安排韩绛和吕惠卿主持朝廷事务。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农历4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

王安石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宋熙宁八年农历2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防碍,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分裂。宋神宗此时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使得这位少年天子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而改革之路越走越艰难。

宋熙宁九年农历6月,王安石的爱子王病逝,这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王安石坚决求退,宋神宗便于农历10月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从此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了,但宋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宋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异议。失去了王安石,宋神宗本就很伤心,现在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苏轼不幸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苏轼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号称“三苏”,其文章为天下所传颂。但这位名满全国的才子在仕途上颇不得志,在他将近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也许是苏轼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农历4月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等人,更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被人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多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但苏迈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偏巧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痛哭流涕,悲伤不已。他立刻上书宋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去其兄之罪。宋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宋神宗读了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赤壁赋》的才华折服。加上朝廷中有多人为苏轼求情,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劝宋神宗,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就连重病在床的太皇太后为此事也责备宋神宗,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一百多天的牢狱生活,苏轼离开京城,前往黄州。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绝唱千古的诗词。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宋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宋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其间宋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忧国忧民的宋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法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变法的关键时刻,在抑制豪强、调节社会矛盾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赵顼与王安石的分歧也暴露出来。赵顼总是经不住豪强兼并势力及其代言人的威吓,一再表现出犹豫动摇,因而王安石当面批评他“刚健不足”,称他的作为不过是“纸铺孙家所为”,不能压下豪强兼并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变法产生更多的成效。随着分歧的扩大,王安石两次被罢相,由赵顼亲自主持变法,用一些唯唯诺诺的庸人趋奉左右,不但失去熙宁年间的开明气象,而且“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把变法引导到单纯增加财政收入和强化专制统治的道路上。国家专利制度扩大了,如部分川茶因同西北少数民族博易马匹而变为征榷,京东冶铁也成为国家的专利。征榷制扩大的结果,连变法派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严重性,指出:“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一日不去,有一日之害。”

于此同时,在赵顼主持下,对职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赵顼还凭借几年来积蓄的军事力量,对西夏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是年农历8月在宋夏交界的弧形线上,宋调动了熙河、秦凤等五路大军,不下四十万,运夫也有二十多万,准备一举攻占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西平府(今宁夏灵武),击破西夏。由于“五路并进,而无大帅”,步调既不一致,各路又互不协同,加上领兵将官高遵裕、王中正辈的庸劣,泾原、环庆两路军屯兵于西平府城下,被西夏决七级渠冲淹,以至溃败逃散,战役以失败告终。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据有了兰州,切断了西夏与河西走廊的联系,为环攻西夏造成有利态势;控扼了横山之险,给直取兴庆、西平创造了前沿阵地。

为保持这一战果,赵顼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8月下令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部)。筑城的民夫达十余万人,由十余万蕃汉军掩护。城寨距银州二十五里,“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赐名银川寨。西夏以倾国之师来争,主持永乐城修,筑和防御任务的是志大才疏不懂军事的徐禧,既不能用以逸待劳之势对来犯的西夏军以迎头痛击,又不知以重兵保护水道,遂陷于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城陷,徐禧、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宋军民夫全部死难。噩耗传来,赵顼彻夜绕床不眠,次日对辅臣痛哭失声。自此,赵顼郁闷于怀,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春病逝。随后,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赵 煦:公元1075~1100年,宋朝第七个皇帝,北宋第七代皇帝,宋哲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086~1100年为期十六年,终年二十五岁。

赵煦,原名赵,是宋神宗赵顼的第六子,母亲是朱德妃。宋哲宗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宋神宗去世时,赵煦的五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被拥立为帝,时年仅十岁,由其祖母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垂帘听政。但高太后听政时,一手包揽政务,宋哲宗倍受冷落,形同影子。他亲政后,努力摆脱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二十五岁时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六年时间,但这时却是北宋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无论是宋元更化,或是绍圣亲政,从宋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大臣们仍在互相攻击,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还一度使得宋哲宗欲追废祖母高太后,北宋的政治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一切都要从高太后垂帘听政谈起。

一、影子皇帝

宋元丰八年农历2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宋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宋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宋仁宗立储、宋英宗濮议风波和宋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宋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宋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才十岁,而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三十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宋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蔡确在与王同去探望宋神宗时,问王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王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有废立赵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宋神宗病情,看过宋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宋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宋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宋神宗身边侍寝。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宋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十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这年农历3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宋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宋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宋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宋元”。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宋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宋仁宗曹皇后一起在宋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宋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宋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宋元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十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逝世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高太后在宋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宋哲宗,也不转身向宋哲宗禀报,以致宋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宋哲宗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宋哲宗,宋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宋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宋元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宋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宋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宋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宋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宋哲宗仰慕宋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宋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宋元四年(公元1089年)农历12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宋哲宗此时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宋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宋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宋哲宗,但却使得宋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宋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宋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宋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宋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宋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宋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宋元丰八年农历11月,朱德妃护送宋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宋哲宗即位后,向来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宋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宋元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宋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宋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宋元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宋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宋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七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宋神宗的喜爱。宋元丰七年农历3月,宋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九岁的赵随同。赵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宋哲宗即位后,辽国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宋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宋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宋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国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宋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宋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宋元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宋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宋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宋哲宗答:“是爹爹(宋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宋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宋元八年农历9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宋元大臣,甚至在章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宋哲宗对父亲宋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宋元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宋元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宋神宗。可见,在宋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二、政治漩涡

宋哲宗一朝,无论是宋元时期,还是宋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宋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宋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宋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有废宋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宋元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宋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宋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宋哲宗)之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宋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宋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宋元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宋元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宋元八年农历8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宋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宋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宋哲宗亲政后,召回章、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等人曾是宋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宋元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宋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听罢,哈哈大笑。

宋熙宁初年,章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章被贬出朝廷。

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还利用宋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宋绍圣四年,章等人频频上奏,宋哲宗又开始对宋元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宋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宋元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宋元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宋元丰八年农历4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宋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在贬逐宋元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宋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宋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宋元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宋元时被打击的新党。宋绍圣初年,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宋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宋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宋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宋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宋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宋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宋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宋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宋绍圣后宋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宋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赵 佶:公元1072~1125年,宋朝第八个皇帝,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01~1125年为期二十六年,终年五十四岁。

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

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宋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宋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大兴“党狱”,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宋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京,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宋靖康之难中为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囚。青楼天子: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宋元符三年农历1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只能从宋哲宗的兄弟中选择。宋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宋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宋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宋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宋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宋徽宗。

一、声色犬马

赵佶生于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10月10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宋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宋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娶宋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宋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宋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宋徽宗十七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宋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宋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宋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宋徽宗更偏爱郑氏。宋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宋徽宗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宋徽宗,宋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宋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宋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在宋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宋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宋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宋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宋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宋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宋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宋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

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宋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宋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宋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宋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宋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其人在宋史上名声并不好,但他对宋徽宗的评价可以说是识人之语。宋徽宗即位后果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章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脚。章能预测到后果,却无法制止轻佻的端王当皇帝,这未免不是大宋王朝的不幸。

二、光复燕云

蔡京、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混乱无比之时,又极力怂恿宋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地区一直是自宋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梦想。宋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

早在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农历9月,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宋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在李良嗣看来,辽国肯定会灭亡,宋朝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出兵收复中原王朝以前丧失的疆土。宋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宋徽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虚荣心极强。如果侥幸灭辽,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复了吗?这样,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对宋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春天,宋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了辽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后不久,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国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国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国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十五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批人马一到燕京便遭到辽国大将耶律大石所部的袭击,大败而归。

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农历6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宋徽宗见有机可乘,再命童贯、蔡攸出兵。此时,辽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宋徽宗亲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宋宣和五年春,金宋太祖对宋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宋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国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所谓“代税钱”是指金人规定的由宋朝缴纳燕京地区的租税,实际上是一种赔款。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农历4月,宋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宋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燕云后,宋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在俘虏了辽国天祚帝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汴京。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宋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后来宋钦宗为稳住皇位,将宋徽宗接回京城。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最后逝世于五国城。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农历8月,宋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宋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见杏花,悲从中来,赋《宴山亭》:“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曾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和李煜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在政治上都是昏聩之君、亡国之君,连最后结局也大致一样,李煜被宋太宗毒逝世于开封,宋徽宗在囚禁中病逝五国城。宋徽宗与李后主两人的个性、经历,可谓相似至极,也令后人生出无限感慨。

三、艺术天才

宋徽宗虽说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的。

宋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到十六、七岁时,已经成为知名度极高的艺术家。即位前,宋徽宗经常和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赵令穰)以及黄庭坚、吴元瑜等人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画高手,对宋徽宗艺术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宋徽宗“能书擅画,名重当朝”,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宋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技艺大进,成为当之无愧的画坛巨匠。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这种看法还是客观公允的。

现存宋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代表作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绢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十件仿真精品,每件价格高达人民币五十余万元;二是《写生珍禽图》,它是已知宋徽宗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宋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于2002年被人以两千五百余万人民币拍走。

宋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尤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较楷书更为出色。“瘦金体”与李煜的“金错刀”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书法史上耀眼的双璧。宋徽宗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比较多,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作于宋政和二年,时赵佶四十一岁。其笔势奔放流畅,跌宕起伏,一气呵成,颇为壮观,丝毫不亚于唐朝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纨扇七言诗》,上写有“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个字,其笔法婉转秀丽,连贯如龙蛇,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宋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对翰林书画院的重视。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宋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宋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像空间。

宋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宋宣和年间,宋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宋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少年所作。宋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宋徽宗请教。宋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宋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还有一次,宫中宋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宋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宋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宋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宋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宋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由于宋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宋徽宗酷爱并重视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宋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宋徽宗生活在诗词书画全盛、名家辈出的北宋时代。他自幼即酷好诗词书画,在初习诗词书画时,便与名家交往,切磋技艺。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宋徽宗初与王晋卿(诜)、宗室大年(赵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善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书,故佑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时亦就‘端邸’(即端王府)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王诜、赵令穰等擅长山水,又富于收藏,王诜的府园还是诗画家聚会的中心,吴元瑜是著名花鸟画家崔白的弟子。赵佶年轻时与这些名家往来,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启发。即帝位后,又为他提供了更为优越的艺术环境。首先,内府收藏的大量书画名迹开阔了赵佶的眼界。北宋艺学十分昌盛,内府收藏名迹浩如烟海。加之宋徽宗嗜画如命,刻意搜求,更使秘府所藏,胜于先朝。史籍《铁围山丛谈》中曾称:内府所藏古代名迹,要算曹弗兴作品第一,曹髦次之,谢雉第三;其余方数到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至于唐朝作品,那就多得不稀罕了。

宋徽宗拥有如此珍贵的艺术遗产,朝夕展玩,并一一亲手临摹,转益多师,眼界既广,他的创作水平也日渐提高。其次,与名家的交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佶的艺术审美观。赵佶即位以后,经常召见大书画家、大鉴赏家米芾,探讨书法艺术。《钱氏私志》云:“徽皇闻米芾有字学,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设玛瑙砚、李廷墨、牙管笔、金砚匣、王镇纸、水滴,召米书之。上映帘观赏,令梁守道相伴,赐酒果。米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闻上在帘下,回顾抗声曰:‘奇绝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笔砚之属赐之。寻除书学博士。”再次,赵佶嗜好艺术极为笃诚,固因其自性所好,然周围臣僚之善加逢迎,推波助澜,则使其沉涵益深。即位不久,赵佶即授意朱搜罗劫夺江南各地的奇花异石、珍禽美兽,用船载往京城汴梁,时称“花石纲”,扰民不浅。又在汴梁万寿山建筑“艮岳”,将花石鸟兽充实其中。邓椿《画继》载:“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御;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连理并蒂,不可胜纪。”宋徽宗日日观花察鸟,并以极大的兴趣,将它们一一图之丹青。据载,赵佶曾绘御苑中各种珍禽异兽和奇花稀果及“玉芝况秀于宫闱,甘露宵零于紫篁”等所谓祥瑞,按所画题材以十五种为一册,曰《宣和睿览册》,后来大量增加,累至千册。并且各命辅臣,题跋于后。明朝孙责题宋徽宗《花雀图》云:“双禽栖隐宫中树,花石纲中第几枝?却意内家闲貌得,龙煤香沁酒酣时。”确是道出了赵佶当时的实际情况。

仔细观察,使赵佶较好地掌握了动物的行止习惯和植物的生长规律;大量的写生,令赵佶大大提高了表现对象的能力。总之,由于北宋时期文学艺术昌盛的优良环境之熏染,前代留存下来的丰富的艺术遗产的借鉴,加之赵佶本人对艺术的倾心,终于使他成为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杂画兼善,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皇帝艺术家”。赵佶的诗词,前期多为柔丽绮靡的玩好之作,诗如《题团扇仕女》:“浓黛消香澹两娥,花荫试步学凌波。专房自得倾城色,不怕凉风到扇罗。”词如《探春今》:“记去年对着东风,曾许不负莺花愿。”直至被掳,赵佶经过重大的变乱之后,词具变格,尤见功力。传说北行途中作词百余首,其中《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首标志着他在诗词艺术方面的高度成熟。近人辑有《宋徽宗词》。宋徽宗的词,步趋周邦彦的后尘。周邦彦词的特点是:“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抚写物态,曲尽其妙”。显然,不仅是诗词,赵佶的书画审美趣味中也透露出周词的气息。赵佶对诗词的喜好,使其绘画“得诗人之清丽”,而“离画工之度数”。北宋皇帝能书者首推赵佶。赵佶的书法,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宋朝书法以韵趣见长,赵佶的瘦金书即体现出类同的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所谓“如屈铁断金”。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未曾出现过。褚遂良的瘦笔,只是小部分相同,大部分则不一样。与唐朝薛曜的字相比,可以说是最接近的。也许赵佶是从薛曜的《石淙诗》变格而来的,但他的创造显然比薛曜成熟得多。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书体,赵佶已把它的艺术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是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别人易于仿造的。后代习其书者甚多,然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金章宗曾仿宋徽宗瘦金书题写明昌内府中从大宋朝廷抢劫而来的书画名迹,如传为赵佶所摹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笔势纤弱,形质俱差。可以说,赵佶的“瘦金书”,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正如《书史会要》推崇的那样:“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仅凭这一方面的成就,赵佶足可列于历史上书家之林。

北宋画坛,不论是郭熙的山水,还是武宗元的人物,或是崔白、易元吉的花鸟,都是通过高度写实的绘画技巧,追求笔墨变化的极致,并通过对形体的刻画,来捕捉自然的“真意”。但是,到了北宋后期,这已不是唯一的创作理念。以苏轼、米芾为中心的北宋文人提出他们绘画创作的核心观念:诗画合一。这个观念认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家和观者双方都不可能只在单一的本位中去寻求艺术的真谛。苏轼又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种观念,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宣和画院待诏韩拙在《山水纯全集》里,在旧的高远、平远、深远上提出了新的“三远”:阔远、迷远、幽远,旨在情韵的孕造而非空间的布置。宋徽宗皇帝亦受到文人思想的感染,在画院中推行改革,设立画学,以诗题取士,要求院中画家在形象中传达诗的内蕴。北宋末年尤其是宋徽宗朝的绘画发展的另一个新倾向便是复古。具体表现为:除了制作许多前代名迹的摹本外,在自由创作中也直接回溯到晋、唐模式。从现存的画迹看来,赵佶的绘画具有十分浓郁的时代特征。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这种赞誉赵佶花鸟画精致、生动传神的文字记载俯拾皆是。流传至今题为赵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鸟画作,则证实了这种记载的真实性。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中国传统花鸟画向分徐(熙)、黄(筌)两派,两派各有长短。黄派长于用色而短于用笔,徐派长于用笔而短于用色。以技术的标准论,徐不及黄的精工艳丽;凭艺术的标准言,黄不及徐的气韵潇酒。用笔和设色作为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中两大极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极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黄派画风一统画院,经过一百年的辗转摹拟而显得毫无生气之时,崔白、易元吉奋起改革复兴徐熙画法,黄派暂居下风,但并未退出花鸟画坛,因而使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至北宋晚期,徐、黄两派实际上处于并行发展的势态。凭赵佶深厚的艺术修养,他对徐、黄两派的技法特点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赵佶的花鸟画是学习吴元瑜而上继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长。当然他也并非只学一家,而是“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如文献记载那样,时而承继徐熙落墨写生的遗法,时而“专徐熙黄荃父子之美”。显然,就创作技法而言,宋徽宗既学吴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统的用笔,又喜黄荃、黄居的用色,并力求使两者达到浑化一体的境界。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徐、黄两派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赵佶作为当朝皇帝,又是极力享受荣华富贵、纵情奢侈的人,对于精工富丽的黄派风格,有他根深蒂固的爱好。同时,他又处在文人画蔚然兴起之后,必定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他的周围又聚集着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贵官宗室如王诜、赵令穰等,又与文人画的倡导者之一米芾关系颇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的美学观,赵佶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更使其审美情趣中透射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因此,赵佶既崇尚黄派的富贵,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审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黄两家的。

历来论及宋徽宗的艺术成就,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宋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鹆图》诗:“梅花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着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朝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显而易见,赵佶的花鸟画是当得起后人的倍加赞美的,但是,与这些誉美之词相悖的,是对他的花鸟画的怀疑甚至否定。元朝汤在《画鉴》中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意思是说,因为赵佶花鸟画数量众多,作为皇帝他是没那么多时间作画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测。明朝董其昌进一步认为“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虽着瘦金书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这种妄意的推断,缺少依据,从画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据刘益、富燮两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间“供御画”,推测赵佶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两人的代笔。赵佶的画迹真赝相杂,这是事实,但因此而否定其绘画创作,这是极不科学的研究态度。

据史料记载,宋徽宗赵佶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这些赏赐给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画院画家的手笔,这本来就是十分自然,无可厚非的。作为皇帝画家赵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来供给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图画院原属宫廷服役机构,画院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宋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在历代画家中,因应酬关系,而出于代笔的也不少。如《宣和画谱》所记:“吴元瑜晚年,多取他画或弟子所摹写,冒以印章,谬为己笔。”可以肯定,这些“他画”或弟子摹作,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吴元瑜的绘画样式。同样,即使现存宋徽宗画迹中有画院中人手笔,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宋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创作的,从中仍旧可以见出宋徽宗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而绝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艺术创作。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宋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宋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徐邦达关于代笔问题的研究显然比前人深入具体了许多。但是,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谢稚柳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中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谢稚柳论证考鉴,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中虽有赝迹,但他在花鸟画领域中的创造性成就却是不容否定的。总而言之,“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宋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宋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历代帝王中雅好鉴藏书画并参与创作的比比皆是,但没有人像宋徽宗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嗜好如此广泛而深入地扩大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并造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使北宋文化在宋徽宗时代平添一种高华的气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宋徽宗利用统治的权力为推进宋朝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宫廷画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上。历代统治者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遂有宫廷画院之专门机构的创制。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和西蜀已正式设立画院,至宋初则沿袭旧制,并加以扩大,建立了规模完备的翰林图画院,一度称图画局,与天文、书艺、医官合称“翰林四局”,由太监管辖,属于宫廷服役机构。设供奉、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及学生等职衔。皇帝常命画院画纨扇进献,选择最优秀的人去画宫殿寺院的壁画。宋朝画院发展至赵佶时代达到最盛期。不仅规模宏大,名手众多;同时在建制上更趋合理和完善。北宋画能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与赵佶的积极提倡息息相关。据画史记载,唐朝宫廷画家的地位是极低的。自西蜀、南唐至北宋,由于画院的设立,画家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地位也较前代有所提高。但画院的官职,与其它部门的官职相比,待遇仍然是比较差的。升级也有限,连服饰也与其它同等的文官不同。这对于发挥画家的积极性、繁荣画院创作是十分不利的。历代帝王仅仅将画院看作一种服役机构,赵佶则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去建设画院的。他首先提高画家的待遇。政和、宣和年间(公元1111~1125年)赵佶取消旧制,允许书画两院的人员和其它文官一样佩带鱼袋(一种代表身分、等级的金质或银质的鱼形装饰),并且有区别地对待画家和工匠。邓椿《画继》载:“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书院为首,画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画院听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直;其罪重者,亦听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由于种种优厚的待遇,一般画家都以进入画院为荣。北宋画院画家的来源,除前代留下及院画家引荐外,绝大多数通过考试录取。由于宋徽宗赵佶对绘画艺术的深厚造诣,他必然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应诏而来的画家。初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所画的图画,大多令赵佶不满意。他决定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亲自培养御用画家。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在国子监增设画学,使图画院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又设“博士”衔,作为监考官。如宋迪的侄子来子房,当时就是以博士入选的。画院的直接领导者是宋徽宗自己,所以,在考试、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赵佶的艺术旨意,他在画学建制上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实施方案。据《萤窗丛说》、《绘事微言》、《画继》等的记载,画院的考试采用古人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与画结合的所谓“诗情画意”的理解能力。评画的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如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一般画工多向酒家两字下功夫;惟李唐仅于桥边竹外,挂一酒幡,上写一“酒”字,含蓄地表达出“锁”之意。又如试“踏花归去马蹄香”,许多人都注意描写归马、落花,追求表面现象;有一位聪明的画家,却只画几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这种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试题,要求应试者注重主题思想的刻画,具有深刻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发挥独创的精神,这样才能考中魁选。故邓椿说,当时应试的人,多有不合而去者。无疑这些落第的,多是属于墨守成规缺乏独立思考的画工了。正如《萤窗丛谈》所说:“夫以画学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这种超拔的创意,也就是不仿前人,写形傅色传情状态自然生动,笔韵高简,是作者的观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养的综合表现,是平庸和杰出的分界点,也是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赵佶把它作为取舍的标准,颇具识见。据《宋史?选举志》记载,画学分六个专业: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因为赵佶自己能诗善书,所以教学画学生也不是单纯地学艺术,而是以《说文》、《尔雅》、《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着音训,余则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另外,学生的身分还有等级区别。一般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经过每月的私试,每年的公试,学行兼优的,依次上升。又根据学生文化修养和出身的不同,分“士流”(士大夫出身)、“杂流”(民间工匠),“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可转作别的行政官,“杂流”则不行。学习的科目也不同,“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可见,赵佶时代的“画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已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教学体制,在绘画教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赵佶在画院十分重视古人的“格法”。关于“格法”,当时宣和画院的画家韩若拙说得很明确。他在《山水纯全集》中写道:“人之无学,谓之无格;无格者,谓之无前人之格法也。”“凡学者宜先执一家之体法;学之成就方可变为己格。”作画要求从古人的成就上去学习经验,吸取精华。因此,画院画家和学生的一个主要学习内容是学古。除了传统格法,画院还严格要求“形似”,即符合自然的法则。赵佶体察物态的精微,了解生活情况的详细,尤其对于动植物的习性、动止形态的观察,最为精审。画院画家们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形成了一种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致观察的风气。画院培养的最为典型的画家之一韩若拙,据说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数,又能传神,政和、宣和间推为两京绝笔。显然,赵佶的绘画教育是很有成效的。今存众多失传名的宋人画迹中,形神兼备、写生逼真的佳构比比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赵佶时代画院画家之手。在赵佶的不懈努力下,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都是赵佶画院的名家。即如南渡后赵构画院的代表画家如李唐、刘宗古、李端、李迪、苏汉臣、朱锐等,也都是宣和年间的画院待诏。其次,因画院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有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也在画院中出现,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同时,由于重视培养画院学生的诗书方面修养,从而开拓了绘画的新境地,使花鸟画日益繁荣,使画院体制更完备。直到南渡以后,赵构的临安画院,仍能继承固有规模,并且出现了刘、李、马、夏等大家,奠定了两宋画院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宋徽宗赵佶的文化成就还体现在他为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由于他对艺术的爱好,即位不久,他就派宦官心腹如童贯去全国各地搜集古器物和书画名迹。《画继》记载:“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待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由于赵佶刻意搜求,秘府收藏之富,百倍于先朝。历代帝王雅好鉴藏的同时,喜以书画名品赏赐大臣。这种情况在来代最为突出,而宋徽宗时期尤甚。据记载,宋徽宗曾作《楷书千字文》赐童贯,《双鹊图》赐中书舍人何文缜。《画继》谓:宋徽宗每画扇,宫中竟相临仿,近臣贵戚,往往得其赏赐,以此为荣耀。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书画赏赐活动是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农历3月,赵佶又在内廷召集亲王宰臣等,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赵佶所摹古画,并宣示将他平时所作的书画卷轴分赐各人。于是群臣争先恐后,弄得“断佩折巾”。朝廷之内,议政之所,竟成了赏赐书画的“君臣庆会”。由于赵佶慷慨、频繁的赏赐,使朝中大臣和贵官宗室拥有越来越多的书画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使一大批贵官宦官有幸提高了艺术修养,并且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影响下,北宋末年的亲王宗室贵族官宦纷纷学画,并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那样的名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宋朝文化的繁荣。同时,赵佶还组织画院画家临摹了许多内府收藏的名迹。流传至今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宋朝的摹作才为后人所了解。在这一点上,宋徽宗也为保存传统中国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宋徽宗在文物鉴藏方面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是《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宣和博古图》是继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之后的一部金石学研究力作。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命黄伯思根据从全国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内府所藏铜器编绘而成。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命王黼重修,增加新搜集的铜器,成为人们今日所见的集八百三十九件、共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图》。与以前的金石学著作相比,此书在青铜器的器形学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则是考察北宋以前名迹尤其是宋内府所藏品目及书画史的宝贵资料。两书各二十卷。《宣和书谱》载录宋宣和时期御府所藏墨迹共一百九十七家、一千三百四十四幅。《宣和画谱》则辑,录晋、魏以来名画共二百三十一家、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两书均详分门类,系以小传,夹叙夹议,加以品第,并附御府所藏各帖。关于两谱的作者,至今尚未有定论。前人或以为宋徽宗亲撰,或以为蔡京所作,或以为米帝和蔡京、蔡卞合编,而成。无论作者是谁,两谱的完成,均与宋徽宗皇帝对艺术、文化事业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中国历代帝王中嗜好收藏书画并参与创作者不乏其人,但没有人像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如此广泛,而且深入地融入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赵构,在治国理政上没有多少令人称道之处,但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赵构从小便酷爱书法,最终也成为宋朝杰出的书法家。像赵佶、赵构这样的父子皆为皇帝、大书法家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宋徽宗治国固然不得要领,甚至一无是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他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赵 桓:公元1100~1156年,宋朝第九个皇帝,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26~1127年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终年五十七岁。

赵桓,曾名赵、赵煊,生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农历4月13日。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农历12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宋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次年为宋靖康元年。宋靖康二年,与其父宋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逝世于五国城,后葬于永献陵。

宋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打汴京,军民强烈要求抵抗,宋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国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一味地妥协退让,幻想金兵能够撤退。当年农历11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公元1127年)农历2月,延续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

靖康国难

金国军队虽然退出了京师,但并未停止攻宋战争。宋靖康元年农历9月,太原失守,使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得以顺利南下,与东路军合围汴京,并于农历11月攻占开封外城。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宋钦宗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宋徽宗哪有这份胆量?宋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

农历闰11月30日黎明,宋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宋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宋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宋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宋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宋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宋钦宗返回。宋钦宗自入金营,备感屈辱,于无奈之下做了金人臣子,回想起来,悲痛难抑,不知不觉间泪已湿巾,至南熏门,宋钦宗见到前来迎接的大臣和民众,便嚎啕大哭。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毕竟还有众多臣民惦记自己的安危。行至宫前,他仍然哭泣不止,宫廷内外更是哭声震天。宋钦宗初赴金营,历尽劫波,三日后归来,恍如隔世。

宋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一千万锭金,二千万锭银,一千万匹帛,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当时开封孤城之中,搜刮已尽,根本无法凑齐。然而,宋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七千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关于金银布帛,宋钦宗深感府库不足,遂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出资,其实就是抢夺。对于反抗者,动辄枷项,连郑皇后娘家也未幸免。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尽管以宋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如此丧心病狂地奉迎金人,但金人的要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金人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宋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宋钦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上次身陷金营的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此时,李若水等人也怂恿宋钦宗前往,宋钦宗终究不敢违背金人的旨意,不得不再赴金营。

宋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宋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开封一带雨雪连绵,天气冷得出奇。宋钦宗除了白天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外,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着眼前这一切,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转瞬之间,宋钦宗从贵不可及的皇帝沦落为金人的阶下囚,的确令人同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与其父宋徽宗一手造成的。

囚禁中的宋钦宗度日如年,思归之情溢于言表。宋朝官员多次请求金人放回宋钦宗,金人却不予理睬。宋靖康二年农历2月5日,宋钦宗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接受金人的邀请去看球赛。球赛结束后,宋钦宗哀求金帅放自己回去,结果遭到宗翰厉声斥责,宋钦宗吓得毛骨悚然,遂不敢再提此事。

金人扣留宋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数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宋钦宗。大宋朝廷闻讯,加紧搜刮。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五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就连福田院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等各种人,也在搜刮之列。到农历1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十六万两、银二百万两、衣缎一百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宋朝官吏到金营交割金银时,金人傲慢无礼,百般羞辱。自宋钦宗赴金营后,风雪不止,汴京百姓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为食,再加上疫病流行,饿死、病逝者不计其数。境况之惨,非笔墨所能形容。

然而,金人仍不罢休,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又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号称“金人外公”。开封府尹徐秉哲也不甘落后,为讨好金人,他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弄得开封城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金人还是决意废黜宋钦宗。宋靖康二年农历2月6日,宋钦宗被废为庶人。2月7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宋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裂他的咽喉,割断他的舌头,至死方才绝声,可歌可泣!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金兵掠取的大晟编钟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宋靖康二年农历4月1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宋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宋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十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宋徽宗一行分乘八百六十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宋靖康二年农历4月5日,宋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然泪下。4月7日,宋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4月8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宋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宋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宋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农历4月10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农历5月下旬过太和岭时,宋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农历7月20日,宋徽宗、宋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宋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在农历9月,金人又将宋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宋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宋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农历8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宋太宗。接着,金宋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昏德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三百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宋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宋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朝李泌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宋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宋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在五国城期间,宋徽宗还与宋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宋钦宗。宋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宋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宋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于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病逝。宋钦宗异常悲痛,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农历3月,宋金关系有所缓和,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宋高宗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异地,因而他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恢复中原。

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农历6月,五十七岁的宋钦宗病逝。然而,直到五年后的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钦宗的死讯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高兴。农历7月,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宋钦宗。

赵 构:公元1107~1187年,宋朝第十个皇帝,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27~1162年为期三十五年,终年八十一岁。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农历5月21日,为宋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宋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十一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

但是,宋高宗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宋高宗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

一、流离朝廷

大凡开国帝王,都会有不同于常人的传奇,人们由此对他们“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赵构也不例外。南宋民间流传着“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赵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历史上确有其事。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农历1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大宋朝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宋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二十余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样,押着赵构北上,所以赵构根本无须逃跑。宋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另一说为南宋初年,赵构已经即位,朝廷迁到扬州,金兵大举南下,前锋即将攻到扬州城下,赵构事先没有得到战报,此时闻讯,连夜仓皇出逃。他怕追兵赶上,藏匿在江边神祠内,月光下忽然发现祠中泥塑马动了起来,于是乘骑此马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个版本相比,后一个版本的真实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了紧扣故事主题的“泥马渡江情”节外,其他情节都有据可查。宋靖康二年农历5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国得知赵构重建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秋,金国分兵攻宋。宋高宗内心惟恐重蹈宋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农历10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江苏扬州)。宋建炎三年农历2月,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宋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其实,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前者为即位前,后者为即位后。传说固然都是些杜撰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泥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正显示出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宋高宗让位于年仅三岁的皇子赵,由宋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宋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大宋朝廷所在地杭州而来。宋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宋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五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韧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作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目睹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宋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国允许黄天荡之役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国称臣。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宋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国骑兵作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三十五公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的兵力包围十万金兵。双方相持四十八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兀术大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又遭遇岳飞所部阻击,又被打败,岳飞收复建康。金军此后再也不敢渡江。

宋建炎四年农历4月,宋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宋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朝、五代十国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和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于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宋高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二、千古奇冤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大宋朝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宋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农历8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大宋朝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宋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宋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宋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宋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宋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国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宋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宋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国带来了议和条件,金国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国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宋徽宗帝后棺木和宋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宋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国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宋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农历8月,宋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宋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宋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宋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农历3月,大宋朝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宋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宋高宗的大忌。宋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宋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宋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宋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农历6月,岳飞返朝向宋高宗请罪,宋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宋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农历8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宋高宗早立太子。宋高宗的独子赵八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宋高宗时年才三十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高宗与金国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宋高宗议和。农历11月,金国“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国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宋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宋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宋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宋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农历12月,宋高宗以为宋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国的国书。

宋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宋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宋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农历5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农历7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多公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宋高宗和秦桧与金国重开和议,他们连下十二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宋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农历1月,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宋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宋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宋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农历4月,宋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接着,宋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农历7月,秦桧死党万俟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宋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宋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宋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农历10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宋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宋高宗,改命万俟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宋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宋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农历12月29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从此,南宋朝廷再也无收复失地之优秀将领可用了。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宋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赵 公元1127~1194年,宋朝第十一个皇帝,南宋第二代皇帝,宋孝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63~1189年为期年,终年六十八岁。

,原名赵伯琮,为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朝自宋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宋太宗一系传承,到宋高宗时,由于独子赵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宋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宋绍兴二年,六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宋高宗选中,育于宫中,三十六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赵,同年登基。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宋太祖一系。

宋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于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宋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宋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宋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

一、战与和

宋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三十五岁的宋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宋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宋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宋孝宗表面上不便对宋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宋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宋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宋绍兴三十二年农历7月,也就是宋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

张浚,宋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宋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宋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宋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宋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

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宋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国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

史浩曾是宋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宋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宋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宋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当年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农历4月,宋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今社奖杭州),宋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宋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一千钱,每人平均只得三百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宋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宋隆兴元年农历5月22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农历5月23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十三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二十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宋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

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宋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宋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宋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宋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国议和。

宋隆兴元年农历8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大宋朝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农历9月,宋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国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宋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宋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宋高宗也不断地向宋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宋高宗对宋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宋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宋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宋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宋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宋高宗就对宋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宋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宋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宋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宋高宗来压制宋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宋隆兴二年(公元1164)农历3月到农历7月,宋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农历8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宋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宋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内奸,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农历10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宋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宋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又上书宋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在金国的军事压力下,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宋隆兴二年(公元1163)农历11月,南宋派王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国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农历12月,宋、金两国正式签订和约,史称“宋隆兴和议”。

宋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宋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宋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底到宋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宋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宋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宋乾道元年被遣散。宋乾道五年,宋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农历8月到次年农历2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宋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等人相继去世,宋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宋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宋乾道三年,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农历8月,宋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宋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宋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国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国国书的礼仪。对于宋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宋乾道六年农历闰5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国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宋孝宗在宋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宋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宋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宋乾道八年农历9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宋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宋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宋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宋乾道九年农历10月,宋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宋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宋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宋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宋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农历2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宋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也就是宋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二、得与失

宋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宋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宋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宋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宋隆兴、宋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宋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宋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宋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宋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宋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宋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宋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宋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宋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宋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宋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宋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宋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十七人,参知政事更是有三十四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宋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宋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素来就有矛盾,宋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受贿的确凿证据,宋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重新召其入朝。宋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宋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宋孝宗的言论,宋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宋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宋孝宗恢复了宋朝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宋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宋隆兴元年农历12月,宋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宋孝宗屈辱求和。宋乾道年间,宋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宋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宋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宋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宋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宋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宋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宋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宋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宋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宋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宋孝宗欢心。宋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宋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宋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宋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宋乾道四年,龙大渊逝世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宋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宋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宋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宋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宋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宋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宋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宋乾道七年,宋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宋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宋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宋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宋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宋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宋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宋孝宗大失所望。宋淳熙元年,宋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综观宋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宋淳熙后期,宋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宋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宋淳熙十四年农历10月,宋高宗病逝,宋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农历2月,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是为宋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直至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逝世。

赵 公元1147~1200年,宋朝第十二个皇帝,南宋第三代皇帝,宋光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90~1195年为期六年,终年五十四岁。

生于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农历9月4日,四十三岁登极,但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宋太祖长子赵德昭、宋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宋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六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四十八岁时退位。宋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朝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孝”子:从东宫“孝子”到不孝之君

宋孝宗皇后郭氏共生四子“长子邓王赵,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即宋光宗),四子早夭。宋孝宗最先立赵为皇太子,但不久病逝。按照礼法,庆王、恭王同为嫡出,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然而,宋孝宗认为庆王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英武类己”,决定舍长立幼,于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农历2月立恭王赵为太子。有意思的是,宋孝宗对并非自己生父的宋高宗谦恭仁孝,而宋光宗对生身之父宋孝宗却一直怀着极大的疑惧和不信任。在东宫时,为了稳定储君的地位,宋光宗尚能对宋孝宗毕恭毕敬,而一旦登上皇位,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尖锐。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宋孝宗克尽孝道。宋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然忧见于色”。宋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宋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宋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宋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宋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宋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宋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农历10月,宋高宗驾崩,宋孝宗悲痛欲绝。对宋高宗的禅位之恩,宋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宋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宋淳熙十六年农历2月,时年四十三岁的赵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宋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宋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宋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宋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宋孝宗侍奉宋高宗的先例,每月四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宋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宋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宋绍熙一朝初期,宋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宋高宗在世时,宋孝宗凡出游,必恭请宋高宗同行,而宋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宋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宋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宋光宗,宋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宋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宋孝宗游东园,按例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宋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宋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宋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宋孝宗感觉到宋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宋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宋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宋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生性聪慧,深得宋孝宗喜爱。当初宋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宋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宋光宗心中对宋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宋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宋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宋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宋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农历11月,李氏趁宋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宋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宋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宋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宋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宋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宋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宋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农历12月到次年农历1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宋光宗过宫,而宋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孝宗得病,宋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宋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农历5月,宋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宋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宋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宋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宋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宋光宗过宫探视宋孝宗病情,宋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宋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宋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宋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农历6月,宋孝宗驾崩,宋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宋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宋孝宗,他不相信宋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宋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农历7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宋宁宗。

宋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宋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宋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宋孝宗、宋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宋光宗的病态心理。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宋绍兴末年他受到宋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宋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之妃。

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宋高宗、宋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宋高宗那里埋怨宋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宋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宋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宋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宋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宋淳熙末年,宋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宋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宋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宋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宋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宋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宋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宋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宋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宋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宋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宋光宗还在东宫时,宋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宋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宋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宋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宋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宋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宋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氏一向对宋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宋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宋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宋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宋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宋光宗,使其疏远宋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宋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宋光宗送去,但宋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宋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宋孝宗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的事情,认为宋孝宗是借机来发泄对自己的不满,此番宋孝宗让宋光宗过宫服药,更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以为这是宋孝宗要毒害宋光宗的一个阴谋,自己的皇后之位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威胁,便极力阻止宋光宗去见宋孝宗。不久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李氏当面向宋孝宗提出立嘉王为储,宋孝宗沉吟不决,李氏竟然责问道:“我是你赵家正式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宋孝宗大怒,拂袖离席。回宫后,李氏向宋光宗哭诉,又重提服药之事,说宋孝宗对宋光宗有废立之意。宋光宗本就对宋孝宗不肯立嘉王耿耿于怀,李氏这一番添枝加叶的挑唆从侧面“证实”了他无端的猜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不愿去重华宫朝见宋孝宗夫妇了。

在宋光宗突然发病的当晚,宋孝宗亲自过宫探视,看到儿子满口呓语,不省人事,不禁又急又气,召来李后厉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接着嘱咐丞相留正劝谏宋光宗保重身体,若宋光宗不听,就等他到重华宫问安时亲自劝谕。几天后,宋光宗病情稍有起色,李后故技重施,哭诉道:“皇上近来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打算诛灭妾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又将宋孝宗吩咐留正的话肆意歪曲,说宋孝宗要在宋光宗再过宫时留住宋光宗,不让还宫,这样宋光宗更不敢赴重华宫了。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宋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宋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宋光宗在群臣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宋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李氏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宋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宋光宗也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固然是因为宋光宗的病症,而李后在宋光宗身旁不断的挑拨与阻拦,无疑加剧了其忌讳过宫的病态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宋光宗的精神疾病注定是无法治愈了。

宋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宋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一百七十二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宋光宗所赐。随着宋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农历7月,赵汝愚、韩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宋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宋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宋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宋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宋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宋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宋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农历7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逝世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宋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农历7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朝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宋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宋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宋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宋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赵 扩:公元1168年~1224年,宋朝第十三个皇帝,南宋第四代皇帝,宋宁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194年~1224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五十七岁。

赵扩生于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农历11月9日。他的父亲宋光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无法理政,南宋一时间面临极大的统治危机。统治集团不得不抛弃宋光宗,另立新君,于是赵扩被选中,还没来得及立为太子,就于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农历7月仓促即位,是为宋宁宗。

宋宁宗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时,赵扩居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是太皇太后令大臣夹扶着赵扩,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新皇登基,装腔作势逊让一番者大有人在,但赵扩似乎是出于真心不愿继承皇位。史载宁宗“不慧”,也就是说他智商不高,从他即位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是愚昧无能,毫无主见,听凭他人摆布。所以,他大概只想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亲王,也不愿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继宋光宗之后,南宋又由这么一个皇帝统治了三十一年,就像一个病人,被庸医一误再误,终于病入膏肓。

一、理政无方

赵扩作为宋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宋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宋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十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十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十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宋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宋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宋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宋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宋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宋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宋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宋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朝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宋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宋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宋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虽然宋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朝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宋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宋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宋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宋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宋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史载,宋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作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可见他体质羸弱。健康状况也影响了宋宁宗处理政务,他整日深居内宫,下情难以上达,要蒙蔽他也就更加容易了。

当然,宋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宋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宋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宋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宋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时人评价宋宁宗在位期间,“无声色之奉,无游畋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无之”。其中虽然有臣下对皇帝的溢美成分,但相比许多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宋宁宗的确当得起这一评价。只可惜他有德无才,在位三十年间被权臣和后宫控制,不过是坐在龙椅上的一具傀儡罢了。

二、内外勾结

在史弥远登上权力颠峰的过程中,杨皇后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如缺少她的鼎力支持,史弥远一次次的阴谋活动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杨皇后为了自身利益,勾结史弥远,致使他有恃无恐,最终造成他专政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对南宋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杨皇后出身低微,甚至连其生身父母的姓氏,正史都没有记载。宋乾道年间,她随养母入宫为杂剧演员。因为她容貌出众,举止得体,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欢心,由此也招来了同伴的嫉妒。一天,趁太皇太后沐浴,同伴们怂恿杨氏穿上太皇太后脱下的衣服,又到太皇太后面前说杨氏有僭越行为,谁知太皇太后非但没有怪罪杨氏,反而对捉弄杨氏的宫女们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这句话后来果真应验了。

宋宁宗在做嘉王时,经常赴太皇太后宫家宴,杨氏此时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宋宁宗即位后,对杨氏念念不忘,杨氏也觉察到宋宁宗对自己有意,二人便常在内廷家宴上眉目传情,杨氏由此得幸。太皇太后吴氏得知此事,大为不快,准备严惩杨氏,有内侍劝道:“娘娘连天下都给了孙子,一个妇人又何足惜,何况这事不宜让外人知道。”甚至有人对太皇太后这样说:“娘娘尚未见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看来宋宁宗与杨氏早已在私下作了不少准备,太后身边之人似乎都被他们收买,关键时刻能替他们出力。太皇太后怒气始消,将杨氏赐给了宋宁宗,并叮嘱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宋宁宗对杨氏宠爱有加,庆元六年册封其为贵妃。尽管有宋宁宗的宠爱,但杨氏感到自己出身低微,没有“亲兄弟”的支持,很难在政治斗争中立足,便冒认杨次山为兄,作为她在外朝的耳目和帮手。就在杨氏被封为贵妃的同一年,宋宁宗韩皇后去世,韩胄失去了宫中的靠山。此时后宫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也深受宋宁宗宠幸。在立新皇后的问题上,韩胄觉得曹美人性情柔顺,较易控制,而杨贵妃工于心计,韩胄对其有些忌惮,因此他力劝宋宁宗立曹美人为后。杨贵妃从杨次山处知道了此事,虽然内心愤恨韩胄,却丝毫不表现出来,只在宋宁宗身上下工夫,极力讨得宋宁宗欢心。与曹美人相比,宋宁宗也的确更喜欢杨氏。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岁末,杨氏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

对韩胄曾经阻挠自己为后一事,杨氏一直耿耿于怀,要伺机报复。韩胄北伐,杨皇后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等到北伐遭到严重挫折,她便和皇子赵联合起来,竭力向宋宁宗斥责韩胄轻启兵端,祸国殃民。但是,宋宁宗对韩胄仍然没有失去信任,朝廷大权还在韩胄手上,他要反击杨皇后应该是易如反掌。杨皇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韩胄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必须抢先下手,才有可能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自己现在仅仅掌握了后宫的大权,但要确保清除韩胄的行动取得成功,还需要有外朝大臣的有力支持。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找到了与韩胄素来不和的史弥远;史弥远也正在寻找攫取权力的靠山和内应,二人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在诛杀韩胄的政变中,史弥远是前台指挥,而杨皇后则是幕后策划。命禁军截击韩胄的御笔就出自杨皇后之手。当韩胄被押往玉津园时,杨皇后向宋宁宗透露,将对韩胄动手,已将他押往玉津园。宋宁宗一听,也隐隐觉得韩胄处境不妙,立即要下旨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写有旨意的笺条,对宋宁宗哭诉道:“韩太师要废掉我与儿子(皇子赵),还残害了宋金两国百万生灵!”进而要挟道:“若要追回他,就请让我先死!”宋宁宗向来没有主见,现在看到心爱之人痛哭流涕,甚至以死相要挟,早就忍不住掉下泪来,追回韩胄的事情只得作罢,韩胄本可嬴得的最后一线生机,就这样被杨皇后的眼泪葬送了。

诛韩成功使史弥远和杨皇后尝到了互相合作的甜头,从此,二人往来更加密切,一内一外操纵着宋宁宗。杨皇后时刻在宋宁宗身边,早已摸透了宋宁宗的脾气秉性。宋宁宗自奉节俭,杨皇后也在饮食衣服上尽量朴素。宋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就精心照顾他,甚至连他该服什么药都能推测得八九不离十。有一次,宋宁宗得了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开方子,杨皇后在御榻后就发问了:“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连连答道:“吃得,吃得。”杨皇后说:“须多给官家吃些。”皇后居然也解医道,御医惊诧不已,回答说:“可进二百丸一次。”宋宁宗第一次服了二百丸感应丸,病情略止,再服一次,病情果然痊愈。正是因为杨皇后对宋宁宗的体贴入微,加上她又比宋宁宗年长六岁,宋宁宗对她不只是爱恋,还有着很深的依赖。

随着宋宁宗日渐衰老,杨皇后也不得不为宋宁宗逝世后自己的地位担忧。她生过皇子,但都没有成活。宋宁宗养育的皇子赵虽不是杨皇后亲生,但母子间的关系还不错。他们曾经共同反对过韩胄,在赵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过程中,杨皇后也是鼎力支持。为了答谢杨皇后,赵做太子后,给宋宁宗上书,列举她对自己的深厚恩情,不遗余力地颂扬皇后的种种美德。对于赵的知恩图报,杨皇后十分满意。然而,赵却于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去世,宋宁宗新选立的皇子赵,则对杨皇后和史弥远内外勾结表现出不满,杨皇后也对这个太子候选人没有什么好感。

宋嘉定十七年农历9月,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准备废赵,立赵贵诚为帝,有必要争取杨皇后的支持。宋宁宗刚一驾崩,史弥远立刻指使杨次山之子杨谷、杨石入宫面见杨皇后,将废立之事转告给她。杨皇后一开始还表示要遵守先皇宋宁宗的决定,不同意擅行废立,但杨谷兄弟再三请求,最后跪在她的面前,哭诉道:“内外军民都已归心,娘娘如果还不同意,必生祸变,那时我杨氏一门恐怕没人能活命了!”杨皇后顾及到自己以后的权位,终于向史弥远的废立阴谋屈服。如果说上次诛韩政变中,杨皇后与史弥远合作还是完全主动自愿的话,这次政变中,她则有些半推半就的味道。一方面,史弥远在她长期的纵容庇护下,羽翼已丰,杨皇后不再具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实力,只能服从史弥远的安排;另一方面,宋宁宗确立的继承人赵若登上皇位,对杨皇后和史弥远都十分不利,二人的相互勾结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史弥远正是抓住了这两点,最终说服了杨皇后。

史弥远拥立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的确得到了保全。尽管宋理宗即位时已经二十岁,但史弥远仍然要杨皇后垂帘听政。杨皇后已彻底了解史弥远为人的阴狠诡诈,心中大概也在后悔自己养虎贻患,以致酿成今日权臣专政、尾大不掉的局面,她不敢再恋位贪权,垂帘听政还不到一年,便于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农历4月主动还政给了宋理宗。然而,杨皇后醒悟得太迟了,韩胄之后,南宋又经过史弥远二十五年的黑暗专政,衰颓之势已经难以逆转了。

赵 昀:公元1205~1264年,宋朝第十四个皇帝,南宋第五代皇帝,宋理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225~1264年为期四十一年,终年六十岁。

赵昀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十八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未及两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经历不可不谓奇特。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十年在史弥远的控制下,无所作为;史弥远逝世后,宋理宗亲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称“端平更化”,持续了从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到宋淳十二年(公元1252年)的近二十年时间; 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余年,宋理宗丧失了早年的锐气,沉迷于享乐,国势日渐衰微。

一、废立阴谋

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农历1月5日,赵昀出生于宋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母全氏。宋理宗为宋太祖十世孙,与宋宁宗同属宋太祖后裔,但宋宁宗属于秦王赵德芳一支,宋理宗则属于燕王赵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赵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赵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

宋宁宗先后有八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农历6月,宋宁宗把弟弟沂王赵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此时,史弥远已当了十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让她窥探赵的言行。赵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很难接受。

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宋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宋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自考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

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宋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宋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宋宁宗面前揭赵的短处,挑拨赵与宋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宋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宋宁宗虽对赵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老师的职位。赵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农历8月,宋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宋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

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入宫,矫诏将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使赵昀与赵处在了平等地位,也为赵昀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

农历闰8月3日,宋宁宗去世。关于宋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宋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宋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宋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宋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宋宁宗的嫌疑相当大。

宋宁宗逝世后,谁来继承皇位,宋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已经得知宋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

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宋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入宫。赵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至宋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到以前的位置。赵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宋理宗。

宋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为济王,赐第湖州,将赵赶出了京师。

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农历1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农历1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为帝。赵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宋理宗。得到允诺后,赵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到了天明,赵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魏了翁像湖州之变给宋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自杀,并杀害了赵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逝世后,宋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为少师。不久,宋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

湖州之变,赵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宋理宗处理此事不当。宋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

虽然赵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宋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宋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二、端平更化

宋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宋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宋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宋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宋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宋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朝自宋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宋理宗即位时已经二十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宋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宋宝庆元年上元节,宋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宋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宋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宋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农历4月7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宋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宋理宗十八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宋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的遭遇,更使宋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宋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宋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宋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公元1233)农历10月,史弥远病重不治,宋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宋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十年。

史弥远逝世后,宋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宋绍定六年(公元1233)农历11月,宋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宋端平元年到宋淳十二年(公元1234~1252年)的近二十年间,宋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宋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农历6月,宋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宋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宋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宋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三十七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宋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宋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宋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宋元”。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宋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三、端平入洛

宋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国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国之间战事的推进,金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农历12月,蒙古遣王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宋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宋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宋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国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宋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宋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宋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农历10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宋端平元年农历1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宋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国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宋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国,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国的灭亡,使宋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宋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农历5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农历6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农历7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宋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宋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逝世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宋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四、荒殆晚年

  “端平入洛”之后,宋理宗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宋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宋淳九年(公元1240年)农历9月,宋理宗封阎氏为贵妃。宋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宋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朝严重的宦祸,宋朝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家法。但宋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宋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宋理宗的欢心。宋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宋理宗十分高兴。冬天,宋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宋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宋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宋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宋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宋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宋理宗,宋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宋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宋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宋宝四年(公元1256年),宋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宋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宋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

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宋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宋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宋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宋宝五年农历6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八个月就被罢免。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宋理宗虽于宋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宋理宗早死几个月,宋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

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宋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宋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宋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宋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最初曾拟“景”、“淳”、“成”、“允”、“礼”五字备选,最后定为“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国遗民为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且古时有一位妇女名叫“礼宗”,便取其谐音,定为“宋理宗”。人们认为根据宋理宗尊崇理学的实际,庙号曰“理”也属名实相符,并且天下之间,“道理”最大,符合宋理宗至尊的地位,于是再无异议。据此而言,宋理宗庙号与他推崇理学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一些封建史家又胡乱联系,说什么把“理”字析字取义,乃是“四十一年王者之象”之义,称赞其为“请谥于天”,这当然陷入了神秘主义的范畴,不足为信。

赵 公元1240~1274年,宋朝第十五个皇帝,南宋第六代皇帝,宋度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265~1274年为期九年,终年三十五岁。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皇帝,宋度宗赵都是幸运和不幸的复合体。作为一个人,其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宋理宗的血缘关系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却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在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却最终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又是宋度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幸运。

先天不足

宋理宗曾经有两个儿子,即永王赵缉和昭王赵绎,但都夭折了。此后,后宫再没有为宋理宗生下皇子。吏部侍郎兼给事中洪咨夔曾建议宋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宋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然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有采纳。宋淳六年(公元1246年),宋理宗已经年过四十岁,仍然没有儿子,而立储之事已经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遂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宋理宗理所当然地倾向于亲弟弟赵与芮的儿子,即后来成为皇帝的宋度宗。

宋度宗于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农历4月9日出生,小名德孙,母黄氏。黄氏名叫定喜,是赵与芮夫人李氏陪嫁而来的侍女,地位十分低下,后被赵与芮看中,二人有了夫妻之实。黄氏怀孕的时候,担心由于自己的地位影响孩子的未来,曾服药物堕胎,但没有成功。宋度宗极有可能是在母腹中受药物影响,发育迟缓,手脚发软,很晚才能走路,七岁才会说话,智力也低于正常孩子。《宋史·宋度宗本纪》所谓宋度宗“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宋理宗奇之”,除了七岁才会说话为事实以外,其余夸赞都应该是出于史家的溢美之辞,不足为信。

当时曾流传很多宋度宗出生时的神话,赵与芮的母亲全氏说夜晚梦到神仙对她说:“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也就是说,上天虽然给你送来一个孙子,但却不能继承本家香火,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成为别人的孩子。这显然是骗人的把戏,赵与莒、赵与芮兄弟均为全氏之子,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赵与芮的夫人钱氏曾梦到日光照亮黄氏居住的屋子。黄氏则说有彩衣神仙抱着一条小龙放到自己怀中,随后怀孕,宋度宗出生的时候,屋内有红色光芒发出。这些神话大概是宋度宗被选为皇子以后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宋度宗继承皇位乃天命所定,这是历代以来君权神授观念的必然结果。

宋理宗既然有了立德孙为皇子的愿望,便于宋淳六年农历10月将他接入宫内接受教育,赐名孟启。宋宝元年(公元1253)农历1月,又立他为皇子,赐名,正式确立了皇储身份。农历10月又封赵为忠王。

由于赵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多反对将他立为皇储。宋理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虚幻的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曾梦到神人相告“此(指宋度宗)十年太平天子也”。宋理宗此举表明立储之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性的手段。然而,宋理宗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话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宋度宗后来果然作了10年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宋理宗曾向宰相吴潜表示要立赵为太子,吴潜上奏曰:“臣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忠王恐怕也没有陛下那样的福份。”宋理宗当初是在史弥远的扶持下篡夺了皇子赵的皇位,吴潜此话,一语双关,不但反对立赵为太子,而且触及到宋理宗与史弥远阴谋篡位的痛处,这让宋理宗十分尴尬,却无言以对,毕竟吴潜说的是事实。然而,立太子乃国家大事,宰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宋理宗不能置吴潜的意见于不顾,遂有罢免吴潜之意。

宋理宗与吴潜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当初宋蒙交战之际,由于军情紧急,吴潜行事往往先斩后奏,这种行为让宋理宗深为不满。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军渡过长江,围攻鄂州,宋理宗询问吴潜对敌之策,吴潜主张宋理宗迁都以避敌锋芒,自己死守临安。宋理宗竟哭着质问吴潜:“你想作张邦昌吗?”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吴潜要另立朝廷,图谋篡位。蒙古军撤走以后,宋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误朕。”显然是将君臣之间的不和公诸于众。二人之间在立储问题上的分歧,被右丞相贾似道利用。贾似道与吴潜早有矛盾。鄂州之战前,吴潜听从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让贾似道移屯黄州。黄州乃是军事要冲,贾似道以为吴潜此举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因此怀恨在心。此时贾似道趁机上书,力主立忠王为太子,以迎合宋理宗之意,又命侍御史沈炎罗织吴潜指挥作战不力、在立储问题上“奸谋不测”等罪名。宋理宗便罢免了吴潜,扫清了立储问题上的一大障碍。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农历6月,宋理宗下诏立忠王赵为太子。

在此过程中,似乎还夹杂着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魏紫姚黄”的传说。宋理宗有一个外甥名叫关孙,是宋理宗的亲姐姐四郡主与魏峻的孩子。关孙深得宋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经常向宋理宗提起关孙,并为关孙求官职。宋理宗因为母亲的缘故,就想召关孙到宫中看一下,然后授与官职。按照规定,凡是异姓进入皇宫必须佩带腰牌,赵氏宗室子弟则不用。这次召见乃是一时权宜,便令关孙假名(赵)孟关,冒充宗室进入皇宫。赵不知从何处得来关孙进宫的消息,也与之同时进宫。史书对当时情况描绘得非常隐讳,并没有提到宋理宗见到二人前后的情况,但可以推测,宋理宗当时可能非常喜欢关孙。赵对此非常忧虑,不明白宋理宗为何要召见关孙,并赐他宗子的名字。他感受到了来自关孙的巨大压力,以为宋理宗要用关孙来取代自己,在事后就散布了“魏太子”的传言,说宋理宗有意立关孙为太子。赵此举非常狠毒,散布这种传言实际上是要将关孙置于死地。宰相王伯大和吴潜专门就此事上疏宋理宗求证,宋理宗表示并无此事,然而此后“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魏紫、姚黄都是牡丹花的品种,魏紫相传是宋初宰相魏仁浦家所种植,用魏紫来比喻关孙,表示其母为郡主,身份高贵;姚黄相传出自寻常百姓家,用它来比喻赵,暗示其母为侍女,身份卑微。虽然据宋理宗说并无调换之意,但后来关孙却非常“巧合”地淹死在赵与芮府邸瑶圃池中,遂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极有可能是赵父子谋害了宋理宗姐姐的孩子,以解除对赵皇位的威胁。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能是难以破解的谜了。

宋理宗对赵的教育非常严格。赵七岁时,宋理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读书,立为皇子后,又为他专门建造“资善堂”,作为学习的场所,并亲自为他作了一篇《资善堂记》。宋理宗还遍选名家作赵的老师,如汤汉、杨栋、叶梦鼎等人,都是名闻一时的大儒。宋理宗对赵每天的日程作了严格的规定,鸡初鸣入宫向宋理宗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就要到会议所参加处理政事,以锻炼其理政能力。从会议所出来以后,去讲堂听各位老师讲说经史,终日手不释卷。傍晚的时候,再到宋理宗面前问安,宋理宗借机考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回答得正确,赐座赐茶;回答得不对,宋理宗则为他反复剖析;讲完以后,如果赵还不明白,就会受到宋理宗的斥责,令其明日再学。由于赵先天存在缺陷,因此学业并没有太大长进,经常惹得宋理宗大怒。然而赵毕竟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即便不成器,宋理宗也只能尽力而已。

宋理宗知道赵资质太差,很难有所作为,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颇识大体的妻子。赵的妻子名叫全玖,出身名门世家,是宋理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与宋度宗是表兄妹关系。全玖眉目清秀,仪态端庄。其父是一位地方官,全玖自幼随父亲游历各地,因此言语伶俐,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全玖初入宫时,宋理宗抚慰她说:“令尊宋宝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全玖听后,并没有哭诉父亲的去世,反而对宋理宗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感于全玖才智出众,宋景定二年农历12月,将她册封为皇太子妃,让她辅助赵,倒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

宋景定五年农历10月26日,宋理宗去世,赵即位,是为宋度宗,尊宋理宗皇后谢氏为太后。群臣对赵的能力心中有数,故此时赵虽已二十五岁,但仍有人上表请求谢太后垂帘听政,终因不合祖宗法度而作罢。

宋度宗即位之初,出台了一些措施,以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他任命马廷鸾、留梦炎为侍读,李伯玉、陈宗礼、范东叟兼侍讲,何基、徐几兼崇政殿说书,以求能随时听这些大臣讲求治国之道。又下诏要求各级臣僚直言奏事,特别要求先朝旧臣赵葵、谢方叔、程元凤、马光祖、李曾伯等指出朝政中的弊端,以便加以改进。

然而,宋度宗这些举措无非是装模作样而已,很快他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少有时间和精力打理朝政。史书中说,宋度宗作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当上皇帝以后,更加放纵。这一点,宋度宗算是继承了宋理宗的衣钵。宋制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门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到门谢恩的嫔妃竟达三十余人!宋度宗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连公文也懒于批复,张像(南宋初理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主张抗金。)交给最宠爱的妃子会稽郡夫人王秋儿等人处理。侍御史程无岳曾规劝过宋度宗:“帝王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德,清心、寡欲、崇俭都是长寿的根本。”看来后宫之事已为外朝官员所知,只是这些人不敢直接指责皇帝的“家事”,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加以规劝。宋度宗当面表示“嘉纳”,但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会。

宋理宗在世时,就以崇尚理学著称,他为赵选的老师,也多是一些理学名家,受此影响,宋度宗对理学也十分偏爱。早在作太子时,他就在一次前往太学拜谒孔子时,提出增加张、吕祖谦为从祀,深得宋理宗赞赏。即位以后,他提拔了一些理学之名士如江万里、何基等人,录用前代理学大家张九成、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后代为官,理学门徒也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职位。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宋度宗推崇理学,但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却几乎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他仍然每日沉迷于美色之中,醉生梦死。

赵 (公元1271~1323年),宋朝第十六个皇帝,南宋第七代皇帝,宋恭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275~1276年为期一年,

宋度宗于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农历7月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七岁,全皇后所生的赵四岁,俞修容所生赵三岁。

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赵被立为帝,是为宋恭帝。宋恭帝此时年纪尚幼,因此由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在宋理宗和宋度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宋恭帝即位不满二年,大宋朝廷就投降了元朝。宋室江山是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写诗讥讽道:“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孤儿寡母

即位之时,宋室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咸淳十年农历9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农历12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守军,汉阳、鄂州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守将多是吕氏旧部,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于宋德元年(公元1275年)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兵临建康城下。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宋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宋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归降蒙古。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元年农历1月,听说刘整逝世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宋恭帝,请求出征。

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十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今四十公里)。农历2月,行至芜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夏贵率战舰三千五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惶逃到扬州。

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宋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讽之曰:“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谢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宋德元年(公元1275年)农历10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二十万军队,常州知州姚、通判陈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农历11月18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平江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宋德二年(公元1276年)农历1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六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宋德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农历7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宋德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宋德二年农历1月18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农历2月5日,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宣布正式退位。农历3月2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至此,延续了近三百二十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

农历2月,赵和生母全太后及随从被押离临安北上,农历5月抵达元朝大都(今北京)。赵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瀛国公,暂居大都。公元1282年农历12月,十二岁的赵又被迁居到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别苏克),在此度过了少年时代。公元1288年,赵已年满十八岁。元世祖忽必烈担心留着他将造成后患,准备杀掉赵。赵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向忽必烈请求脱离尘世,永生为僧,以绝己后,消除忽必烈的疑虑。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应允,于同年农历12月遣送赵进入吐蕃,习学佛法。从此赵长期居住在西藏萨迦大寺,更名为合尊法师,号木波讲师,过着清苦孤独的庙宇生活。赵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潜心于学习藏文,研究佛法,几年之后成为萨迦大寺的学问僧,一度还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主持。赵在佛经的翻译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译成了《因明人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重要的经文,被藏学史学家誉为翻译大师。

老年,与一回族女子做伴。据传说,这名回族女子是元朝的皇族赵王经过萨迦大寺时,见赵孱、年老孤单,颇为同情,于是留下一名回族女子与其做伴。不久,赵与回族女子奉诏迁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山寺,在此得一子。其时,元明宗巡行至赵昆居住的甘州山寺,见山寺之上有龙文五彩神气,于是下令随行官员人寺访查,得知山寺之中别无他物,只有一小儿刚出世。元明宗正好无子,得此消息大喜,当即下诏,收赵之子为太子,赐名妥好欢贴睦尔,即后来的元顺帝。故此,在《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之中的《少帝》卷中,有明朝才子俞应则之诗文云:“虽因浪子失中国,世为君长传无穷。”意思是说,南宋王朝虽被西湖的歌舞所断送,小儿皇帝赵的后裔依然能得到天子之位,这岂非天意乎?

有野史记载,明成祖朱棣在得知俞应则的诗后,去观看历代帝王像,见到元顺帝的相貌果真十分像宋太祖赵匡胤。明成祖于是感慨道:“难怪元顺帝一点也不像元朝的历代帝王,而酷似宋朝的宋太祖。”

公元1323年,赵因诗文而遭受文字狱被屈杀。留下儿子多人,除传说中的长子为元顺帝以外,其余都留居西藏,成为藏族之中赵氏始祖之一。

赵 公元1268~1279年,宋端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276~1279年为期三年,终年十一岁。

  宋宋德二年(公元1276年)农历2月,南宋正式投降元朝,延续了三百余年的宋朝宣告灭亡。此后,赵、赵兄弟先后被宋室遗民拥立为帝,建立起流亡小朝廷,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在二王的旗帜下又坚持了数年。此时元朝一统中原已是大势所趋,小朝廷的反抗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尽管如此,南宋臣民体现出的忠义之气,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宋德二年农历1月,宋朝败亡已定。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二王逃出了临安。赵一行躲过元军的层层围堵,到达温州。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座江心寺,南宋初年宋高宗南逃的时候曾到过这里,其御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于座下大哭,拥戴益王赵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为副元帅。此后二王就成为宋室遗民心目中仅存的希望。

都元帅府成立后,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农历5月1日,赵在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进封赵为卫王。已经两次逃跑的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流亡小朝廷在福州建立起来,并粗具规模。

流亡政权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争权夺利,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分化了本已非常孱弱的力量。当时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掌权,秀王赵与以赵氏宗亲的身份对杨亮节的所作所为多所谏止,遭到杨亮节的忌恨。杨亮节遂把赵与派往浙东。朝臣有人言秀王忠孝两全,应该留下来辅佐朝廷,杨亮节听后更为忧虑,担心自己地位难保,驱逐赵与的心意更加坚决。赵与后来在处州与元军交战,被俘不屈而死。宰相陈宜中此时又使出自己擅长的党同伐异手段,排斥异已,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出朝廷。在小朝廷立足未稳的时刻,陈宜中的这种行为引起众人的普遍不满,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南宋虽然已经投降元朝,但还有许多地区依然掌握在宋室遗民的手中。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坚守的淮东、淮西地区也进行着拉锯战。但在元军的进攻下,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农历11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兵万人,拥有的兵力远比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陈宜中一直就是一个胆小鬼,张世杰也“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农历11月15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宋端宗赵、卫王赵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宋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春,来到雷州附近的洲。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宋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于农历4月15日逝世于洲,年仅十一岁。宋端宗逝世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宋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七岁的赵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赵 公元1271~1279年,宋朝末代皇帝,南宋第九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278~1279年为期两年,终年八岁。

南宋卫王,宋度宗之子,宋宋端宗之弟,史称宋祥兴皇帝,无帝号,宋宋端宗逝世后继位,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洲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派军想夺回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宽仅里许,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舟。“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和中午涨潮落潮时分,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宋军大败。

小朝廷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二十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十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十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宋宋德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时,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文天祥此时正在崖山元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他在诗中写道:“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据记载,宋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十万人!

陆秀夫负帝投海图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的死讯后,杨太后痛哭,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亡海上。突遭暴风雨,张世杰仰天大呼:“我为赵氏已经尽心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已亡矣。如今遭逢大风,不知天意如何?若老天不要我存复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话语刚落,狂风大作,船便沉于海中。

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是崖山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能不让人叹服。

宋朝皇帝陵墓本在河南奉先(今河南巩义),北宋九帝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客死异乡外,其余七帝均葬于此。北宋灭亡以后,河南地区为金国控制,宋帝当然不能继续葬在奉先。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宋哲宗皇后孟氏去世,遗命先择地“攒殡”,待恢复中原以后,再归葬河南。后葬于宋绍兴府会稽县宝山泰宁寺。后来此地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及宋徽宗梓宫均葬在这里。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宋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宋宁宗及皇后杨氏、宋理宗、宋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四陵之中,宋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宋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宋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宋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宋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宋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宋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宋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宋理宗的头颅,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宋理宗的头骨归葬到宋绍兴永穆陵旧址。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逝世于金国,金国虽曾归还遗骨,但宋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宋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宋钦宗棺中有木灯檠一枚。宋高宗、宋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宋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宋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宋光宗吴后、宋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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